毛泽东在枣园
杂志电子版 作者:刘明钢 发布日期:2009-3-15
陕北的延安,一片思接千古,俯仰天地的神秘土地;
延安的枣园,一幅壮丽恢弘,启迪后人的历史画卷。
从1943年10月至1946年1月,毛泽东在枣园生活、战斗了两年多的时间。因此,枣园被人们称为“圣都中的圣都”。
如果说,陕北是座美丽的大花园,延安就是一朵鲜艳的花;那么,枣园就是那花中的蕊。
在那里,每一寸土地,都有极不寻常的经历;
在那里,每一处遗址,都是动人心弦的诗篇。
一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下决心将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到枣园。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8公里处,原是陕西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因枣树多而得名,园内有枣树、梨树、桃树、杏树千余株,生长繁茂,春花夏荫,秋实冬银,环境幽静,风光秀丽,堪称延安一景。搬到枣园,离杨家岭的中直机关是远了点,确实给工作带来一些不便,但因其清静与秀美,终于使它成为书记处的所在地。
枣园有五处彼此独立的院落。毛泽东住在上方的院子,他的左边住着周恩来与张闻天,右边住着朱总司令;其下方则是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的窑洞。周围的群众说:“枣园上空有七颗明亮的星,那是真正的北斗星”。
毛泽东住处的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夏秋时节,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毛泽东常到那里读书、看报。
在枣园时,毛泽东有时坐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去杨家岭办事,只要车子一启动,许多青年人就往上爬,凡是挤上来的都可以上,毛泽东从来不干涉。一路上,毛泽东与搭车的年轻人亲切交谈,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有时还说一两句笑话,惹得满车欢笑。
1944年9月8日,中直机关在枣园后沟操场为一位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举行了极不寻常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著名演说。
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身参加为一个牺牲的最普通战士而举行的追悼会,并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帝王将相,或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吗?没有!至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记载。
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的发言,后来以《为人民服务》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今,在枣园中央书记处小礼堂遗址的墙上,还有《为人民服务》的条幅,那是毛泽东为中央机关干部的题词,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不忘宗旨,处处为民。
二
毛泽东在枣园居住的那段时间,圣都延安冲破了国民党设置的壁垒,开始了与外面的世界的交往。
1944年6月,经国民党当局允许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2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6月2日,毛泽东会见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谈话中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的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中外记者参观团刚走,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就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军军用飞机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会见观察组,给观察组留下深刻的印象。
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讲演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1944年11月8日和9日毛主席在这里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谈判,签署了中共给国民党政府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蒋介石认为,中共的五项条款不能接受。随后,国民党代表提出三点反建议草案,并要包瑞德说服毛泽东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
12月8日,毛主席在这里会见了包瑞德,对国民党的建议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包瑞德劝毛主席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
毛主席回答道: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
包瑞德又讲:不做不好。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
对此,毛主席坚决地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回到枣园,给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毛主席对包瑞德的大放厥词极为不满,不仅批驳了他,而且从座位上站起来,打开窗户说:屋子里的空气太臭,放一点臭气出去。包瑞德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灰溜溜地走了。
三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六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隆重的欢迎。在短短的三天中,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心。
黄炎培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气,抗日胜利之后定将赢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遂借此机会坦陈心中的远虑,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这番见解,毛泽东严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答话之所以这样从容,这样成竹在胸,是因为他早就考虑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论著中,已有了民主治天下的美好展望和具体规划。
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几十年后,仍然是至理名言。
7月5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充满希望地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队,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量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四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中共中央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然而,最后胜利降临得如此迅速,实在是出乎意料。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现出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主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急剧上升的国内矛盾。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日胜利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力,绝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他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高级将领,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与将领就坐在那里等他的指示。
在那里,毛泽东签发了我军受降和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
在那里,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研究通过了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决定。在毛泽东看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重庆去,人民就不会了解共产党对和平的态度;不到重庆去,人民就不会再一次清楚地看到蒋介石脸上的黑。也不会看到共产党请蒋介石洗脸的诚意。去了,不会蚀本,只会赚钱。毛泽东决定走一遭。
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据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去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毛泽东决定要到重庆去了,结果只有一身还算干净的衣服,没有皮鞋,是到其他地方借来的。当时还向一个在延安的外国友人借了一顶帽子,周恩来看了看,觉得不够帅气,把自己的贝雷帽拿了出来,给主席戴上,才觉得像一回事。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终于坐上了赫尔利和张治中派来的飞机飞抵重庆,留下了后人至今怀念的“扬帽挥手”照,照片上的毛泽东笑得泰然而大气。
重庆谈判,当时是万众瞩目的大事件。
重庆一家报纸的通栏标题为: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五
毛泽东在枣园生活了两年多,与当地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常说自己是“枣园的居民”。工作之余,毛泽东经常和乡亲们唠嗑,拉家常,从衣袋里掏出香烟,请大家抽。领袖与民众是这样的自然、和谐、融洽。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毛泽东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与老百姓在一块的时候,“在延安时,无论他住在杨家坪、枣园,还是王家坪,逢年过节总将左右邻居、老乡请来一起欢度佳节。”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的元宵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中央机关的餐厅为枣园乡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举行祝寿宴。主席亲自给他们敬酒,祝贺他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
老人们感动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毛主席笑着答道:“尊老敬贤,应当应当!”
饭后主席还给他们每人送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礼品,并请他们看了《列宁在十月》的电影。
1944年2月7目的春节,延安市政府、群众团体的代表带着许多好吃的东西,还送来一面写着“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锦旗,给党中央拜年。为了欢迎大家,机关的同志在礼堂摆放了两行桌子,上面堆满了花生、糖果、香烟等招待他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主席亲自为每个人斟酒,领袖与群众水乳交融的浓浓情意和着阵阵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枣园的上空。
转眼又过了一年。1945年大年的初一,大雪纷飞。这天一大早,毛泽东主席推开窗门望望雪景,随后吩咐警卫团的同志做好准备,一会儿给老乡拜年去。
“来而无往非礼也。”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说:“今年赶个早儿,我们到老乡家中去吧!”
周恩来说:“这个办法好,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任弼时抽了一口烟,笑着说:“这叫做一礼还一拜。”
毛泽东说:“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吃过早饭就动身。”
匆匆用罢早餐,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及工作人员一行十来人,带上礼品,来到枣园乡政府。在乡里值班的乡长杨成福正准备出行,打开大门一看,想不到是毛主席上门来了,乡长挥动着双手,满脸惊喜地迎上去。
毛泽东抢先握住他的手,和蔼可亲地说道:“你们辛苦一年了,我们给你们拜年来了。”
“不敢当,不敢当。”杨乡长显得有些不大自在。
“什么不敢当,难道只有百姓给领导拜年,就不让领导给百姓拜年吗?”没等杨成福回话。毛泽东马上又岔开话题:“年过得还好吗?”
“托主席和共产党的福,好,好,好。”杨乡长一面回话,一面递烟、沏茶。
周恩来看着乡长那忙乎的样子,微笑着对他说:“成福同志,我看你别忙了,主席要给大家拜年,你就领我们到各家走一走吧!”杨乡长心中一愣:主席和首长们日理万机,现在要迎接全国解放,时间宝贵,全村20多户人家,住得又分散,都去拜年既费精力又费时间。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看这样吧!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中,我看不如我去把他们的家长请来,集体拜年,这样一来您都见到了,二来更亲热些,您看如何?”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说好。
约半个小时左右,村里的群众都来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把客人请到座位上,又是端茶、敬烟敬酒,又是给小孩递花生、瓜子,如一家人团聚过年一样,整个乡政府大院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大伙边吃、边谈。毛泽东与老乡们还拉起了家常,特地询问了机关、部队与群众的关系,问得特别仔细。最后还问了有没有违纪现象?砍柴时砍了老乡的树没有?机关的羊群吃没吃老乡的庄稼?借了老乡的东西还没还?损坏东西赔没赔?对老乡的态度好不好?
临走时,毛泽东与大家握手告别,并对乡长说:“你是乡长,我是你的一户居民,以后开会不要忘记通知我。也欢迎老乡们常来机关作客。”深受感动的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将毛泽东等领导人送出了大院。这个年给每一个在场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六
毛泽东对延安充满着眷恋之情,他多次说过:陕北是个好地方,延安是个好地方。但他再没有回过延安,没有回过枣园。
延安的老百姓也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领袖。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笔者看到一首小诗,朴实、真挚、充分地表达了延安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与怀念:
单调的窑洞,简朴的陈设,
这里曾居住过一代伟人。
窑洞的主人早已离开,
离开后就再没有回来;
留下这油灯、石砚、稿纸,
默默地讲述着那个时代。
参考文献:
1.牛兴华等:《延安时代的毛泽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3.赵桂来:《从宝塔山到中南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刘煜、周随新:《延安革命旧址观览》,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