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枣园之殇（二） 爹娘往事

二 爹娘往事

    谁也没想到，他三周年忌日，在他的坟前，他的亲爹和亲娘竟然又碰了面，而且大吵大闹，战火纷飞。

    他刚死之后，过一七的时候，他的亲爹和亲娘曾在他的坟前相互攻讦，恶声相向。此后，为了避免再发生战争，也为了避免尴尬，俩人就有意回避。

    这一次，他亲爹本说不再回来，大概是骨肉亲情难舍，又临时决定回来，在大儿子三周年忌日的前一天傍晚，才匆匆回到家里。而他的亲娘早先打探到自己的前夫不回来，就在大儿子祭日这天来到坟前。就这样，两人不期而遇，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她亲娘一边趴在大儿子的坟前一边一把鼻涕一把泪，一边就絮叨着儿子命苦，絮叨着狠心人抛弃了全家和儿子，让儿子走上不归路。

    起初的时候，他亲爹碍于十几个人在场，脸色憋得铁青，也一声不吭。到后来，听他的亲娘絮絮叨叨，明里暗里都是责骂自己的意思，终于按捺不住，嘴唇哆嗦，颤抖着手指，指着自己的前妻，结结巴巴地大吼：“要......要不是.....你不要脸，......儿子会这样吗？”

    接着，当然就是一场双方都怒不可遏的语言冲突，在场的大人们好一番劝，才熄灭了战火。

    而他，依然静静地躺在坟墓里，默然无声。

    苹果园里苹果树被刨走了许多，留下许多凌乱的土坑，总让我想起他给自己刨的坟坑，不由自主的向南望，南边不远，就是软枣园。剩下的稀稀拉拉的苹果树，叶子大多已被秋风吹落，在地面上畏畏葸葸地随风翻滚。坟前的那棵孤柳，稀疏的柳条也已染黄，在秋风里，瑟瑟地飘摇。

    为了叙述方便，还是交代一下他和有关人员的姓名吧。他叫秦家栋，亲爹叫秦玉璋，亲娘叫孙春兰。

    秦家栋曾经劳改四年，他劳改期间，秦玉璋和孙春兰离了婚。

    父亲秦玉璋解放前就到了上海，投靠自己的叔父，在一家仪器厂做了工人。一个外地人，在上海娶媳妇本就难，秦玉璋又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穷工人，人还特憨实，一口家乡土话，多年不改，一张嘴就土了吧唧，看见女人就脸红，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这样的一个“乡下佬”，想找一个吴侬软语嗲声嗲气的“阿拉”上海丫头做媳妇，更是难上加难。找来找去，一个毛头小伙子找成了剩男，也没找到一个上海丫头肯做自己媳妇。临近解放前六七年，将近三十时，不得已，回到老家，娶了一个乡下媳妇，就是孙春兰。

    孙春兰姿色六七分，奶子大屁股大，生育能力极强。结婚以后，第一年，就生了个胖大小子，取名秦家栋。这以后，秦玉璋每年春节前回老家，在家和老婆孩子亲热一个多月，就返回上海。结婚之后一两年，孙春兰也曾经到上海去过一两趟，终因住房太紧张，十分不方便，以后就再也没去过，只是俩人临离婚之前，不得已，去过一趟。就这样离多聚少，也一连串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

    结婚的时候，孙春兰感到很有面子。一个乡下姑娘，嫁给了一个上海工人，真是拣了一个天大的馅饼。那时候，在我们这里，在一般老百姓头脑中的印象，上海，和今天一般中国老百姓头脑中的华盛顿和纽约的印象相比，不知要神秘而令人向往多少倍。

    今天，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要家里有电视，说不定，一打开，华盛顿和纽约就迫不及待地跳进你的眼帘。特别是“9.11”那一年，纽约的世贸中心，浓烟滚滚，眼看着仄仄歪歪地倒下；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也被恐怖分子驾驶的飞机撞得支离破碎。那情景，几乎是每一天都要在电视里重演。和美国隔着半个地球的的咱中国老百姓，想不知道纽约和华盛顿什么样都不可能。

    那时候可就不行了，要知道，那可还是万恶的旧社会，老百姓还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我们这里的小县城里连电都没有，别说电视了；一般的乡下老百姓，不进城，就比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还要闭塞。就是解放后，也只是从广播喇叭里听到“打倒美帝国主义”，说纽约和华盛顿到处是贫民窟，比咱们中国上海，那可是差得不止十万八千里了。究竟啥摸样，鬼才知道！

    听秦玉璋说，上海是咱中国大城市中的老大哥，那里早就是“十里洋场”，豫园，大世界，黄浦滩，高楼林立，霓虹闪耀，西装旗袍，大鼻子英国人，白净高挑的俄国妞儿，真是让人瞅得眼花都瞅不过来，那真是人间天堂啊!秦玉璋一边说，一边眼睛朝上，无限憧憬的样子。

    秦玉璋中等个，虽说不是虎背熊腰，也是肩宽腰圆，国字脸，浓眉大眼，用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是个帅哥。再加上毕竟在上海多年，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都不自觉流露出见过世面的几分成熟和稳重。

    孙春兰一边仰着脸，听自己的丈夫说话，一边沉醉在丈夫的气场中，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摸彩票摸了大奖，投股票投了绩优股。

一直到一九六零年之前，秦家两口子都夫妻和谐，十分恩爱。不能说如胶似漆，也应该说是琴瑟和鸣。

    只要秦玉璋回到老家，两口子带着一群孩子去姥姥家，一个村子里的人都站在街头行注目礼，特别是和孙春兰年龄一般大小的妇女，只要和她见了面，都一连串的说：“你咋托生的？恁有福气！”一边说，一边眼里冒着烁烁的光，真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

    一九五八年，全大队人都在集体食堂吃大伙，一开始，能吃饱喝足，混个肚儿圆；后来，连谷糠带野菜一起上，就开始饿肚子了。但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真正陷进饥饿的泥淖，是在一九五九年以后，而且越陷越深，直到一九六一年以后。大食堂解散了，家家户户又分不到粮食，大多家里夜无隔宿粮，大家都变成了饿死鬼托生的，个个腰弯了，腿细了，眼睛冒绿光了。只好老鼠钻墙头，各自找门道。一起乱钻，到处乱钻，连地下的老鼠，地上的蝲蛄，树上的树叶树皮，天上的乌鸦麻雀，都进了无数饿死鬼的肚子。

    孙春兰和孩子的户口都在城里南关大队，也是农业户口，自然躲不过这一劫。起初的时候，孙春兰靠着丈夫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接济，精打细算，一家人还过得去，越到后来，越是抓耳挠腮。到一斤胡萝卜一块多一斤的时候，孙春兰和五个孩子真是抓了瞎，一月二三十块钱，也就能买二三十斤胡萝卜，这日子还怎么过？

    那时候，人们被饥饿逼得绿了眼，在生产队里干活，只要是能抵挡饥饿的东西，不管是粮食，还是瓜果儿，只要有机会，只要能拿，许多妇女就都偷着掖着捎点儿回家，给孩子和老人顶顶饥荒。那时候，劳动妇女们大多穿对襟袄，而且用布条勒着裤腿这就给捎带东西带来了方便。把对襟袄做得肥肥胖胖，里面装一些粮食，外人很难看出来；即使看出来，男人们也没法搜身。裤腿里装了粮食，裤腿扎紧，流不出来。反正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粮食会捎到家的，瓜果会捎到家的。即使失了手，被人抓住，挂黑牌子游街，也似乎并不算丢人。其实，大小生产队干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是万不得已，才抓个倒霉蛋，给上面交下差。谁叫他们也有一家大小呢？说不定，他们的老婆也时不时的顺手捎带点儿呢！

    孙春兰家有五个饿得嗷嗷叫的孩子，她又生来胆儿大，当然就顺大流，跟着往家里捎带点儿。有时候，为了遮人耳目，就交给大儿子秦家栋，让他带回家。

    秦家栋这时已经十四五岁，已长成一米五六的个子，那身架和模样，眼见的又是一个小秦玉璋。他不光是身架长成了，心窍也开了，总能躲过风险，安安全全地把东西带回家。这样，也算是给家里救点儿急。孙春兰眼见大儿子一次次不失手，免不了在家了偷偷夸他几句。秦家栋呢，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老大，自然要帮助娘解决家里的困难。要加上当娘的时不时夸上几句，就愈发的胆大起来。

                                        （201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