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批评——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已逐步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领域。大量研究成果的问世，展示出这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学界对其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但随着实践的深入，过分强调自我中心意识、艺术技巧上的乏善可陈、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长期缺失等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对其作批判性反思、寻找理性发展之路，无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展开相关探讨，以飨读者。

——编者

跨文化视野与女性文学研究

乔以钢

　　早在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就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重申应当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跨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自然更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主体来说，它不仅意味着在立足自身文化基点的同时有所跨越，纳入更为丰富的人文内容，而且势必要求我们的思维方式愈加多样，观察、分析事物的眼光更为深邃。就长期以来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的状况而言，在跨文化理念的自觉及将其运用于实践方面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需要结合百余年来的女性文学实际而付出更大的努力。

　　自觉建立跨文化研究视野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作家中，相当一部分人曾较长时间留学国外，经受了异域文明的熏陶。对于这些因着各种机缘得风气之先、最早突破闺阁传统迈入社会生活的女性来说，域外经历不仅开拓其生活视野，而且塑造了她们新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姿态，同时也很自然地影响了早期的文学实践。对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进行探讨并取得收获，但此后在史料的进一步开掘以及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方面进展并不明显。应当看到，相当一部分女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化资源、立足的文学背景是复合型的，具有跨文化特征。这对于女作家个体创作特征的形成以及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建构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迄今为止，这方面还缺乏建立在充分的个案考察基础上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和整体认知。

　　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家走出封闭的文化环境，重新建立起跨文化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颇为引人瞩目。中华血缘和母语文化传统在她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空间位移带来的异国生活体验赋予她们全球意识和文化比较的眼光。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以及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在她们的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同时也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与文学研究的其他分支领域相比，或许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更早一些意识到，立足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交叉地带的作家，其创作有可能产生某种新质；由此出发，形成了在跨文化视野中探讨研究对象的自觉。该领域研究起步之初，便首先注意到中国台湾、香港女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异质性；此后，研究者在“跨文化”思路导引下，进一步拓展到海外华文女作家研究。而无论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女性创作还是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其“跨文化”特质都是具有特殊性和丰富性的。多样的文化形态为女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当然，她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跨文化视野的建立，一方面需要研究主体具有一定的知识、阅历和研究实践的积累；另一方面，其所运用的方法论系统应该是“开放的、立体的、多层次的”（饶芃子语）。

　　就现状而言，北美华文女作家创作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而其他地域则偏于薄弱甚或少有关注。这种状况与特定地区女作家的创作实绩及其影响力直接相关，自有其合理性；但从宏观来看，“跨文化”视野的展开毕竟需要从母语文学与世界文学更为丰富的关联出发，覆盖更为广阔的时空，为此有待继续努力。例如，海外华文女作家（不限于小说的）创作文体的探讨、女性双语写作的比较研究、女作家在国内与海外写作的互文性探讨以及跨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史观念的更新等，都是有价值的课题。

　　跨文化写作体现时代感

　　当前，女性文学研究尤其必须加强的，或许是对始终生活在大陆的当代女作家跨文化写作的探讨，因为正是此类创作构成了尤富时代感的女性文学现象。生活在大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缺少跨文化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女作家多次走出去，对域外的人文景观、风土民俗有所观察和体验，更何况她们还可以借由阅读等各种方式拓展空间，形成跨文化思维和创作视野。可以看到，一些女作家在创作中以自己的方式融入跨文化意识，使作品拥有多姿的面貌，也留下了带有时代标记的印痕。

　　中国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字并存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之间同样存在值得重视的“跨文化”课题。以往，研究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性别研究较少关注。近年来，一些学人立足于跨民族文化的视角，探讨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汉语创作，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特定地域性别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民族、宗教以及社会文化机制等方面问题及其与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国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不过，由于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为汉族，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理解和交流方面存在比较大的障碍，故而影响到对部分少数民族女作家同时采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如藏语、哈萨克语、景颇语等）进行的跨族别“双语写作”展开深入研究。这恐怕是一个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弥补的遗憾。

　　推进性别理论本土化建设

　　在对创作层面的关注之外，国内研究界有关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探索从一开始也内含有“跨文化”质素。在坚持性别平等的前提下，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原本有着复杂多样的理论形态，其内涵、边界和生成机制伴随思想与社会的复杂运动而变动，处在不断生长、持续开放的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充满自我反思、扬弃和更新的理论场域。在有关中国文学与性别文化的探讨中，如何恰当地融入对本土语境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借鉴国外女性主义批评的有效性和本土的理论建设。

　　毋庸讳言，在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实践中，存在着忽略西方理论的生成背景、体系特征以及实践方面与本土的差异，将某些概念和批评话语生硬地剥离其语境加以套用的现象。也有研究者习惯于提取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简单化地作出判断，无形中抹煞了文学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女性文学研究长热不衰，成果数目增长可观，但在基础性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切实推进方面，总体状况很难说理想。

　　近年来，部分青年学者在借鉴国外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理论的同时，注重贴近本民族的历史语境，审视和剖析考察对象与社会文化多方面因素之间的互动和牵连，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寻求研究的突破。这方面的成绩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进了相关问题的探讨，在促进性别批评方法论的思考方面具有建设性意义，同时也体现出“跨文化”不仅有助于我们拓展视野，而且促使我们在阔大的视野中反观自身，切实推进具有本土特色的性别理论的建设。

　　总之，跨文化视野中性别理论资源的开掘及整合是一个重要课题。毕竟，性别问题不仅具有世界性，而且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在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女性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它启发人们的新思维，也挑战实践者的功力，可望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新移民华文女性写作新象观

林丹娅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留学生文学”，以其“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感、浓郁的文化乡愁，包括种族差异、学业、就业、婚姻等问题在内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感伤等，形成其独特的现实感与美学况味，引起华人世界深刻的震撼与共鸣。其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於梨华的《考验》、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等，通过难以自我确认的身份与生活叙写，加固了“无根一代”的文学意象，使之成为特定的语言符码。

　　改革开放后，知识青年留学海外风行，通过各种途径出国并获得居留国移民身份之群体形成，“新移民文学”随之产生。其中严歌苓、张翎、虹影、林湄、李彦、吕红、陈谦、陈瑞琳、施雨等女作家的创作尤为人所注目。

　　与前辈相比，新移民女作家的心态与处境已大为不同。冷战结束使她们的去国不再有身世之痛、断根之哀；地理上的“全球村”概念与文化上的“全球化”，使他们在异国他乡少了许多漂泊感；个体主观上的进取与文化自信，消解了包括生存在内的许多压力感。扬东方文化之优势，打入西方国家主流文化之中，成了她们敢有也敢做的野心与梦想。求知与冒险的积极心态，使她们对他文化的不适、隔膜乃至对抗被降低到最小程度与最短期限。

　　反映在文学中，其小说主题、题材、话语、格调便与前辈有所不同，如严歌苓的《少女小渔》、《扶桑》，虹影的《k》、《上海王》，张翎的《望月》、《交错的彼岸》等，无论是从取材与主题层面上，还是从表现内容与精神气质上，已非昔日“留学生文学”之风貌。如“少女小渔”用假结婚骗取绿卡，这项既违法又违心的勾当，是由在居留国没有身份的小渔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的，这种合谋实际上已把双方身份的差异性与强弱势奇妙地扯平了，在共同“平等”地身处于罪与法的负压日子中，小渔身上所具有的东方文明古国之传统的人情美、西方世界文化之理想的人性美得到展示。一方面是底层边缘人的生存黑幕，另一方面是东方女性的人性证明，她的介入使异域生活和文化色彩都发生了微妙变化。

　　着力于东方女性形象的塑造，一直是华文世界的文学重点，新移民女作家更是借此来标明自己的文化身份，释放自己的文化立场。她们一般都拥有多元文化下多国生活的经验，这也使她们拥有全球性的多角度视野，对事物的多方位观照与思考，既可游离自身传统的拘束，又可洞悉西方的偏见。在强势的西方中心主义面前，如何发掘东方文化的内涵，让中国文化以一种开放的姿势争取与世界的平等对话，获得自我认同，这是她们叙事中所蕴含的深层意图。由此，东方女性的传统元素被她们赋予了重构女性形象的魔力。她们试图借助对东方文化特质的发掘，对历史场景的重新想象，颠覆既往的文化关系与故事规则，改写既往的性别关系所象喻的文化关系模式，甚至表现那些在传统中失语的女性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以期改变人们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及其存在价值的定位。

　　与一些偏爱用女性形象隐喻民族寓言的作品相比，新移民女性写作偏重从民间视角、边缘的文化思想、人性的精神、女性的柔情和孩子的眼睛进入叙事，突显人的情欲挣扎、人性的张力和人存在的困境，表现出人物的“边缘”性、“阐述者”的无处不在、个体对公共权力的消解性或颠覆性、对“大历史”线条的弱化以及对“个人史诗”书写的重视等特征。她们笔下的人物，大多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种族及两性关系上的边缘，大都属于少数族群或弱势群体，有着“边缘人的人生”，她们一面用柔弱承受周遭施加于身上的重力，一面用坚忍向世人昭示令人敬畏的存在方式，以个体化、私人化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以西方文化中心或父权制中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流意识。这与作者所具有的“西方/东方，男性/女性”序列下的双重边缘身份有关，通过对此类边缘人物及其处世方式的设计，也体现出她们试图通过边缘人行为来撼动主流文化的企图或期许。

　　此外，小说人物的跨国别、跨文化特征，超越国界和种族差异的博爱精神和人文关怀，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肯定，对极端环境中人性的刻画，对女性命运的特别关注，对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生的展示，寻找与家族前辈女性的精神联系等，也是新移民女性写作所显示的特点。她们一方面侧重对历史的主观重述从而表达一种新的历史观，一方面也侧重对原乡文化与家族精神的认同，只是在认同中并不构成对异乡文化精神的否定和拒绝，而是把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作为自己成长与成熟的共同资源。在前辈的感受中，乡愁是文化的乡愁，文化冲撞成为无根的证明。但在她们的表现里，冲撞常常是为了沟通与理解，寻求文化间的共融或共存。

　　概而言之，时空的社会性迁移、身份的多重性变化、文化背景的多元性、思想资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与独具个性的性别感受、性别体验与性别视角的契合，带给新移民华文女性写作的多方嬗变。它不仅表征着华文文学叙事的新指向与高度，也表明其创造力与活力。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化之间，在古典情结与现代认同之间，在传统观念与现实问题之间，在男性社会与女性自我之间，她们的写作既昭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又为世界奉献出独具美学况味与艺术品格的文学作品。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性别批评：保持文化反思的锋芒

李玲

　　尽管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格局相当复杂——其主流是在维护男女两性的主体间性的层面上张扬女性主体意识，但有时也存在着复制男权传统、泯灭女性主体性的现象，偶尔还闪现出倒置性承袭男性霸权、压抑男性合理生命需求的状况。而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界的情况却与创作界略有不同。

　　性别批评不足

　　批评界、研究界在追求两性主体间共在这一价值理想上长期呈现出难得的一致，并未曾出现类似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激进女性主义流派。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两性和谐理想的直接阐释、对双性同体理论的探讨、对女性人文主义理想的阐发、对性别诗学理论的建构、对两性主体间性关系的推崇，都是其两性和谐价值理想追求的明证。殊不知，正是怀着两性主体间共在的和谐的价值理想，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才尖锐地质问了制造两性等级压迫的男权文化，才既努力打捞被以往文学史忽略的女性声音，也反思女性文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弱点；既批判男性创作中的性别等级观念，也赞赏男性思想家所贡献出的女性解放的精神资源。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学的性别批评是一种只有成就、没有缺失的批评。实际上，中国文学的性别批评在实践中时常存在着这样的遗憾：有些成果对文学作品中的性别偏见缺乏应有的洞察力，无法对隐含作者的性别立场作出富有深度的文化审察；有些成果并没有深入辨析作品的价值立场，而是先入为主地判断女作家作品中的性别立场就是合理的、男作家作品中的性别立场就是男权的，从而把作品价值立场问题简单化为作家的性别身份问题。这种对作品价值取向的判断失误问题，并不是因研究者缺乏两性平等和谐的价值理想造成的，而是由于文本解读能力有限造成的。性别批评不应该仅仅因为自身的种种不完善就退出批评舞台，而是应该在自我反思、自我矫正的过程中磨砺出自身的学术敏锐力。事实上，中国文学的性别文化批评也与其他批评一样，正是踏着这不完满的脚印一步步走向深入。

　　男权文化具有时代隐蔽性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性别状况涌现出许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难以想象的现象，但对男权意识的批判依然任重道远。回答性别批评该不该对抗男权意识、承担文化反思的使命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追问的是，在历史和当下的中国文化中，到底是否存在男权意识。当然，目前已经很少有人会直接否认中国文化中存在包括性别不公平在内的等级秩序。确实，古代中国“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就决定了为妻的女人在法理层面是不可能与为夫的男人平等的，更遑论那些无法或拒绝为妻为母的边缘女性了。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明清令人瞩目的才女文化亦得益于男性文人的扶持才得以发扬光大。正如高彦颐所言，它凸显了在儒家体系范围内，女性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这说明纯粹的父权制与真实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但也提醒了我们，中国古代社会中父权制压迫并不是唯一的一种人伦关系模式。虽然男权文化并不能完全规训所有的男女关系，而且儒家文化的孝母传统、明清的才女文化传统都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男女之间二元对立的单一关系模式，为女性提供了一定的安身立命之所，但男权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占主流的思想意识之一且仍然渗透于当下的社会思想中，却是无疑的。

　　在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消费，往往以女性自愿选择的方式进行，尤其具有隐蔽性。而且，消费物既可能泯灭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可能在一定限度内成为女性追寻自我的上手事物，女性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也由此变得格外复杂难辨。因而，如果只提两性和谐或回归传统，不提批判与反思，对历史和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性别主体沉沦状态装聋作哑，那么性别批评就可能会失去它守望两性和谐平等境界、建构主体间性关系的理想色彩。

　　批判与反思不可或缺

　　新世纪的性别批评提出了男性关怀的命题，这是对性别批评的一种深化。但是关怀男性并不意味着消除批判意识、反思意识。关怀男性合理的生命需求的同时，性别批评仍然要直面男性创作中相当广泛存在着留恋男性霸权意识这一现象。有人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在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父子关系中，也是无主体性的存在，性别批评不应该只从两性关系这一维看男性世界，不要忙于批判，而应该更多地关怀男性在等级社会中的主体沉沦状况。这种把关怀与批判截然对立起来，并以关怀消解批判、反思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在父权／夫权的文化界定中，男人在社会等级秩序中臣服于地位更高的男性，是无主体性的奴才；但是，当他君临于女人之上时，往往又是压制女性主体性的主子。无论为奴为主，他都不是主体间的人。这就决定了男权批判与男性关怀，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而不应该是相互消解的两维。

　　还有人说，当下中国现实与文学中的男性形象都已经十分孱弱，再批判那还了得？这既对孱弱特质与权力的关系存在误解，也对批判之意存在误读。中国古代文学的典型男性形象也多玉树临风、羽扇纶巾，偏重于阴柔，却丝毫不妨碍他们享受性别霸权。批判、反思，既包含否定其性别霸权，也同样包含激发其存在的勇气、激励其作为平等的人的主体意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性别批评对男权的批判，最终要穿透到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层面上，不能揪住具体人物尤其是男性人物不放。殊不知，文学即人学，文学一般不可能脱离具体人物形象去演绎抽象的男权理论，隐含作者的男权意识往往渗透在具体人物的个人话语中。所以，文学批评如果放弃对具体人物人性之恶的批判，就可能使其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落空，最终也无法完成文化反思的使命。

　　当然，文学的性别批评并不单一地局限于批评男权文化这一范围。梳理女性文学自身的传统，并发掘在女性文学传统建构过程中男性世界所起的积极作用，反思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批评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种种不足，理解男性文学中的合理声音，都是性别批评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批判并不是性别批评的唯一姿态，但是，批判和反思却也是性别批评不可或缺的态度之一。

　　有人倡导微笑的女性主义。真诚的微笑是好的。有些女性作家侧重以自信、宽容的微笑，超然于纷繁的文化现实之上，也是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有益方式之一，也是个人合理的文化选择。但同时必须明白，微笑只能是女性创作的一种姿态，而不应该是女性文学创作的唯一的姿态。而且，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创作，不可能仅仅以批评者自我修身养性为目的，也就必然不可能以任何一种单一的表情面对多彩多姿的文学创作，否则就很难对研究对象有“了解之同情”。敏锐地感应复杂的文化现实，在反思中实践文化批评的先锋性、超越性，是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应当承担的使命。性别批评自然也不能例外。喜则大笑，怒则大叫，会心之时微笑，悲痛之际长歌当哭，是女性文学和性别批评应有的多姿风采。故而，有人说，男性批判也是男性关怀之一种，也是女性主义的微笑姿态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