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大迁徙

    1943年9月初，我在北平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强制学日文了。每个学校，都派有日本军人当教官，身份相当于总学监。此人在学校一身戎装，挂枪佩刀，大皮靴，小胡子，他还负责教日文课。

    幸好，我只上了他两节课就逃走了，去大后方跟父亲团聚。母亲对此行做了周密准备，先把房子抵押出去，凑足路费。其次打点行装。这支队伍共有两位大人，都是女性，带上3个“活行李”，一个10岁，一个8岁，一个6岁，随身还要携带10件大行李。

    母亲买了去东南方向的车票，仿佛是到华东一带做生意，装成布贩子的样子，和去西南大后方完全不是一个方向。北平的日本人此时对妇女外出已取放松态度，为的是减少粮食压力。经过全身消毒，像喷壶浇水那样，我们由头到脚被洒了一身很呛的消毒水。我们由前门火车站挤上了南去的火车。

    到了安徽亳州下车，突然向西，进入三不管地带。之后进入河南，准备由东向西穿行整个河南，我们雇了5辆两轮的排子车，由5位农夫拉着，开始了远征。汤恩伯的部队在黄河花园口一带炸毁了南边的黄河大堤，造成一片汪洋，目的是阻止日军南下中原腹地。1943年秋，我们进入黄泛区时，还是一望无际。几乎看不见农舍，因为早已在水中泡塌了。我们只好在陆地走一段路，如果有路的话；再坐一段木船。头上顶着毒花花的日头，地上是滔滔洪水，水也是热的，举目四望，全是黄汤，一派惨状。我们就在这黄汤里，慢慢向西航行，不，是爬行。偶尔能遇见一两户地势高的农舍，有茶卖。赶紧跑过去，抱着大海碗，一人灌一碗。可怜，茶叶不过是几片枣叶。枣叶能给水添上点黄褐色。每天都要算计好，走多少里，到什么地方能歇脚，能住店。赶早不赶晚，宁肯早歇，因为路上完全没有灯啊。一入夜便漆黑一团，没有任何方向感，极不安全。所谓住店，就是把车倒进一个只有后墙而没有前脸的棚子，车把下面支一条长凳。两件行李在车上一头一尾各放一件，中间形成洼兜，人就睡在洼兜里。仰头望明月，数星星，一点不费劲。

    母亲是这一路的英雄。一介文弱书生，高级知识分子，身单力薄，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每天满脸黄土，却能镇定自若，一副大将风度，指挥着几个民夫，联络住店，买食物，探路，应付盘查，跑前跑后，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由界首到洛阳，一路向西，500公里，我们走了足足25天。一次，已近黄昏，正走在一段大道上，路面上前后左右全是人为挖的大坑，原为防止日军车队通过。母亲倒退着指挥车队择路行进。突然一声惨叫，她自己翻身栽进了大坑，而且摔伤了腰。她被大家救上来之后，咬着牙，说：“没事，上路！”依旧挣扎着前进。这样的险情屡屡发生，都被她一一扛了过去。夜闯潼关时，火车顶上的难民全被低矮的隧洞活活刮下来，连人带物伴着大声的惨叫跌到车轮之下。这一切就发生在隔着车窗的眼前，几寸距离之外，真是惊心动魄，恐怖至极。母亲紧紧搂着我们，浑身发抖，一遍一遍小声说：“不怕不怕，过去了过去了。”

    在川北的盘山公路上，下雨路滑，大人必须下车步行，把我们三个孩子留在车上。车子却一下滑出了路面，一个前轮已经悬空。司机的助手脸都吓白了，高叫：“向里打轮！”司机猛转方向盘，车子凌空一跳，才又四轮着地，而路旁下面是万丈深渊。眼看要到重庆了，卡车又一头栽进水田，动弹不得，第二天借了水牛方又拉出来。

    就这样，在母亲的率领下，走了五十多天，我们一行终于在相隔6年后，在重庆和父亲团圆了，而且，我们全都毛发未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