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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俗文学透视中国传统社会的情状
书名：科举与传播：中国俗文学研究
作者：陈平原 主编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目 录
《游仙窟》的科举主题与道教之关联／张思齐
“三言”科举书写中的女性／刘淑娟
《聊斋志异》之救赎主题及其叙述建构／周建渝
蒲松龄为何不肯放弃科举之探究／［韩国］金惠经
《醒世姻缘传》与明末清初的生员制度／高娇娇
《儒林外史》侠客形象的文化解读／陈文新
清代进士与《红楼梦》／李根亮
实用理性与道德报应：《儿女英雄传》的科举观／谢冰青
英语世界的中国科举文化——略论明清小说英译本所折射的士林生态／洪涛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科举舞弊／叶楚炎
中韩梦幻小说的立身扬名过程研究／［韩国］崔溶澈
南戏中科举活动表演模式初探／欧阳江琳
不遇、补偿与辟邪——论《庆丰年五鬼闹钟馗》／刘燕萍
蒙元杂剧与科举制度关系考述／张同胜
科举之于婚姻家庭关系的考察——以元杂剧《墙头马上》《潇湘雨》和《渔樵记》为中心／［澳大利亚］赵晓寰
科举生态与明清戏曲创作——以李渔及其传奇《怜香伴》为例／江俊伟
传统科举思想在俗文学中的神化体现——以常熟宝卷为例／邹养鹤
论对联技巧在其他文体中的孕育成熟过程／罗积勇
中国当代鬼灵传说的真实性特质研究／陈冠豪
电视传媒与相声的当代命运／鲍国华
从“说话”到“说书”——从说唱伎艺名称的改变看明代通俗小说出版的影响／黄卉
“俗文学与当代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白岚玲 张宁
内容简介
本书所呈现的是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中国通俗文学，强调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在研究方法上，理论研究、史料整理与田野调查等并重，以“科举”这个切入点，透视中国传统社会的情状。
主编简介
陈平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会会长。先后在东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海德堡大学、哈佛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当年游侠人》《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等。
精彩书摘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科举舞弊
叶楚炎
内容提要：明清通俗小说对于科举舞弊有着详尽而细致的承载，其所展现的那种弊窦丛生、乱象纷呈的情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认识和评价。但事实上，通俗小说中所涉及的科举舞弊具有多种面相，与作者的创作心理、小说的文体特征、现实的社会情状等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关联。根据参与者和实施者的不同，小说中的舞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舞弊更多地会与反面小人物的形象塑造相关，通过有些粗浅的情感宣泄，呈现出某种喜感的特质；第二类舞弊则与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的恩怨相连，在善恶终有报的快意后面却掩饰不住科举中人那沉郁的委屈和伤痛；而第三类舞弊则集中体现了其在情节上的效能，小说与正面人物的命运都因为舞弊而功德圆满，所呈现出来的一切却因为非现实的元素而变得虚幻和不切实际。所有这些都说明，舞弊并不是永远的反角。小说由于舞弊的加入而获得了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的新契机，舞弊也在小说这一特殊的文本场域中呈现出复杂的状貌。
关键词：明清通俗小说 科举 舞弊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地位日益显著，整个社会由此成为“科举社会”。与此相对应，较之前代，科举制度本身也更为严格和细密，这尤其体现在对于科举舞弊的限制上，有时甚至达到了严苛的地步。明清的科举考试实行一整套极为严密的防范舞弊措施，例如考官在阅卷之前，考卷要经历弥封、誊录、对读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对每个有可能出问题的环节，都从制度上尽力加以防范。但即便如此，明清两代的科举舞弊案件仍是屡见不鲜，而没有被指摘出来的舞弊事件应该更多。这些不仅体现在明清两代人的各种记述中，也显现在明清之际的士人抒发在文学作品中的各种牢骚和怨气里。特别是通俗小说，对于这两种情形都有着更为详尽而细致的承载，以至于留在读者印象中的明清科举，更多的时候不是一种严整有序的制度，而是显现出弊窦丛生、乱象纷呈的状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认识和评价。但事实上，明清通俗小说中所涉及的科举舞弊具有多种面相，与作者的创作心理、小说的文体特征、现实的社会情状等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关联，本文便从明清通俗小说中所写及的科举舞弊入手，探讨这些面相与关联，并分析背后的原因，试图对于小说中的舞弊，以及科举舞弊影响下的小说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
在通俗小说中，可以看到形色各异的各种科举舞弊，便如《女开科传》中所说：“要知那科场中，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怀挟种种弊窦，难以悉举。” 可归纳起来，这些难以悉举的舞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士人依赖自己的力量，或是彼此间的协助便可完成的，例如怀挟；第二类是要买通与考试相关的工作人员，如衙役、吏员等才能加以实施的，诸如买号或是割卷；而第三类则是要求助于更高层的考务人员，即考官，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舞弊，最典型的便是关节。这三类舞弊实行的方式不一样，需要达成的条件不同，在难度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相对说来，最简便易行的是第一类，可第一类也往往最容易暴露。在《生绡剪》之《有缘结蚁三朝子，无意逢人双担金》里，贾慕怀的大儿子在乡试中，“做了怀挟，察院打了三十，枷死在贡院门前” ；同一书的《举世谁知雪送炭，相看都是锦添花》中，虞彦先“将些刊刻文字，揉做一团，塞在谷道眼口，贴个膏药”，谁知临场还是被揭穿，“果是怀挟文字，喝打三十” ；《五色石》之《选琴瑟》里的宗坦在考童生时也是“带了怀挟，当被搜出，枷号示众” 。
第二类舞弊要麻烦一些，不仅要找到合适的人选，在手续上也更为复杂。在《鸳鸯针》的第一卷中，丁协公托人找到在考场中做誊录生的陈又新，和他商量如何舞弊，陈又新得知丁协公考的是《春秋》，便道：“待小弟进场内选那《春秋》有上好的文字，截了他卷头，如此如此，用心誊写，将那法儿安插进去，十拿九稳。” 经过这一番割卷，丁协公在当科乡试中如愿考中举人。在《燕子笺》里，鲜于佶找到的是自称在考场内掌案“一切场内编号誊卷”事宜的书辨臧不退，臧不退献计道：“这些号数都在我手里编过的，只出场时，上心访着那位朋友中文字做得极好的，便将他甚么号数，察得明白，我悄悄打进去，把两家卷上号改了，如替你做文章一般，又没形迹，此是十拿九稳必中的计较。” 而鲜于佶运用此法最终竟然考上了状元。
和第一类舞弊相比，第二类舞弊难度更大，却似乎更为稳妥，较之于当场败露的虞彦先、宗坦等人，丁协公和鲜于佶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科名的荣耀，但其中又有所分别：丁协公舞弊之事始终未被指摘出来，最后还中了进士。而鲜于佶的“割卷”最终被发觉，鲜于佶也落得了“着法司提去，严行究疑” 的下场。
操作的难度层次更高，同时保险系数也更大的则是第三类舞弊。在《二刻醒世恒言》的《高宗朝大选群英》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慤只因当日未入场时，圣旨命下，着他典试，就有一班的乡亲、相识、朋友，知交私下来谒见，说道：“尊亲既是典试棘闱，与众亲有光多矣。但得幸示一言，待某等亦得少沾光荣，造就桑梓，感德不浅。”张慤就故意的作色大言曰：“丕休哉！”立起身来，拂衣而入。这些众人，也有会意的，就文中用着这“丕休哉”一句的，张慤寻见，也都取中了。
这一情节与《制义丛话》中所记载的一事极为相似：
前明吾乡长乐林总宪（廷选）主某科会试，先一日，招同乡公车亲昵者数人饮，众皆知其必司文柄，而难于自媒。公但于纵饮尽欢，将撤席，乃亲执壶遍酌众宾曰：“尽此壶。”众皆唯唯而散，翼日，公果入闱，诸公车于首艺末段各用“尽此乎”三字，榜发皆得隽，惟其婿不能悟意，独落孙山。后有以蜚语举发者，公曰：“若果有此关节，何以吾婿独不与闻？”事因得寝。
可以看到，要想完成第三类舞弊，需与考官有不错的交情，同时还需要有过人的领悟力，能够从考官的只言片语中敏锐地察觉到关节的所在，否则，便是亲如考官女婿者，也不能中选。而这类舞弊由于有考官的亲身参与，不仅得到关节的人更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获取科名，舞弊事发的可能性也极低，便如《制义丛话》所载的那般，尽管有蜚语举发，但难以找到实据，也只能不了了之。
以上所举到的三类舞弊在明清的通俗小说中，形成了一道层次清晰、状貌丰富的特殊景观，足以丰富我们对于科举舞弊的认知。而比这样简单的类别划分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层次的舞弊其实正对应了小说创作的三个不同的方面，换言之，小说作者会有意识地选取不同层次的科举舞弊加入到他们所写的通俗小说中去，并应对不同的创作需要，而科举舞弊的呈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小说自身因素的左右和影响。
颇具意味的是，使用第一类舞弊手段的士子有人物属性上的共同点，即他们不仅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还多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小说作者用这些反面的小人物来实践最为简单的“怀挟”等舞弊，是有其独特的用意的。在小说中，“怀挟”等既简便易行，同时也最为人所不屑，再加上它们往往容易暴露，种种特性的累加决定了第一类舞弊最适宜成为描写这些反面小人物的绝佳方式。
当虞彦先、宗坦等人企图用“怀挟”为自己在科场中谋得好处的时候，首先，这是他们“胸中墨水实无”的明证，其次，选用这种粗笨的，却不是更为巧妙的舞弊手法也说明了他们的“狗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此类舞弊不免暴露，他们都会面临官府的惩处以及世人的嘲笑，而小说作者也便在诸如“粉嫩屁股，打做肉酱，昏晕在地” 式的出丑露乖中完成了对这些反面小人物的生动描摹。
事实上，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人物性格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体现于其自身，也往往会产生在其他人物的形象塑造上，对于小说中这些反面小人物来说更是如此。可以注意到，在这些反面小人物存身的小说中，都有同样身为士子，但形象正面的主要人物，因此，这些反面小人物通过怀挟等所展现的不学无才、愚蠢无能，便成为小说主要人物才高学富、资质聪慧的衬托。而在反面小人物因为舞弊事发出丑露乖的同时，小说的主要人物则会得到他们的科举荣耀，在这两种判若云泥的不同人生轨迹的对比下，主要人物的科场得意才会显得越发的耀眼。
除此之外，这些使用第一类舞弊的反面小人物也成为小说作者发泄怨愤的一个重要渠道。从小说的叙述可以看到，小说作者对于科场的不公与弊窦往往有许多愤慨和怨怼，那些小人物因为舞弊败露而遭致枷号或是杖责的处罚无疑让作者的怨愤有了一个直接的发泄渠道。从小说写作的角度来看，或许只有当这些怨愤通过小人物的舞弊发泄出去之后，作者才有可能心平气和地去实践更为巧妙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这同样是第一类舞弊对于小说的贡献所在。
从怨愤的层次着眼，承载了更多愤慨和怨怼的不是第一类舞弊，而是第二类舞弊。如果说，运用第一类舞弊的小人物是衬托者，使用第二类舞弊的士人则是损害者。当他们通过舞弊获得非分科名的时候，同时也一定会伤及那些通过自己的才学应当能考取科第的士人，这种损害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是涉及第二类舞弊的通俗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
在《鸳鸯针》的第一卷中，陈又新所换取的那张卷子是徐鹏子所写，丁协公因为割卷而中举，“榜发高中了，报子流水来报。大锭细丝打发了报子，即时装束了去赴宴。次日，忙忙拜房师，谢大主考。家中贺客填门，热闹不过。真正是锦上添花，富贵无赛”。与此同时，徐鹏子却在看榜时失意而归而归，“从前直看到榜末，又从榜末直看到前，着行细读，并不见有自家名字在上面”，“眼泪不好淌出来，只往肚子里撺，靠着那榜篷柱子，失了魂的一般，痴痴迷迷。到得看榜人渐渐稀了，自家也觉得不好意思，只得转头，闷闷而归。那一路来，一步做了两步，好不难行”。
从情理上说，丁协公在中举后所享受到的一切荣耀都应该归徐鹏子所有，但由于舞弊，原本才学优长的徐鹏子落第，平日极不通的丁协公反倒成为举人。两者的学识和所受到的科举待遇正相颠倒，这些又都是通过舞弊来实现的。小说在谈及科举舞弊时曾有道：“大要总不可害人之功名，以成自己之功名，这尤是第一件要着。” 不能因为自己的科场得意而去损害旁人的利益，这是舞弊者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但由于各级考试录取名额有限，成就自己功名的同时，也就势必要损害别人的功名，因此只要是舞弊便不可能守住这样的底线。而对于“割卷”“换号”等第二类舞弊来说，更是通过直接损害旁人的方式来成全自己，这既是此类舞弊的特性，也是小说情节借以生发的基点。
与第一类舞弊的实施者多是小人物相似，第二类舞弊者也都是小说中的反角，但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是小说中在主要人物之外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身为损害者，他们所伤害的也恰是小说的主角。正是在这种冤家路窄的设置中，小说作者用最为经济的人物关系和笔墨完成了预设中人物命运的沉浮，小说中士人的科场失意也有了合适的理由：他们的落第不是因为实力不济，而是由于旁人的舞弊，这也可以看作对于他们学富才高形象的巧妙维护。
可以看到，较之于容易败露的第一类舞弊，由于第二类舞弊不太容易被指发，舞弊者也能通过损害士人正当科举权益的方式谋取非分的利益，因此第二类舞弊更容易成为抨击与责骂的矛头所指，小说中人甚至会说出“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 之类激烈的言语。但小说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于第二类舞弊的责骂上，而是试图挖掘其背后潜藏的情节功能，以上所举正说明了这一点。而第二类舞弊在情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不仅于此。
在《燕子笺》里，鲜于佶通过换号考上了状元，被他所换的，则正是小说的主角，“才过班马，浑身潇洒，满腹文章” 的霍都梁。最终，鲜于佶换号舞弊之举事发，鲜于佶被剥夺科名并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而霍都梁则成为状元。
如果说，由于舞弊，士人的学识和所受到的科举待遇往往会颠倒过来，那么在这一情节设置中，颠倒错乱的一切则被拨乱反正，这与历史上曾发生的一件事情极为相似，据《国朝典汇》所载：“左庶子黎淳主考顺天府乡试，初场得一优卷及观后场，绝不相类，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誊录生截卷状。移帘外按其事，而取优卷为第一，拆封乃马中锡，亦一时名士。”
不同的是，《国朝典汇》中所载的舞弊是在批阅试卷时便被指摘出来，《燕子笺》中的鲜于佶则是实实在在地窃取到了状元的名号，小说情节的妙处正是来自于这一点微妙的不同：到手的状元还会被褫夺，而落第的士子却咸鱼翻身成为状元，正所谓“朝廷破格翻新，文运立时救转” ，这种激烈的情节落差可以提供足够的阅读趣味，而第二类舞弊也在这种令人瞠目的变化里彰显了其在小说情节中的价值。
就损害而言，第二类舞弊直接伤害了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可若论起杀伤力，其还是难以望第三类舞弊之项背。从前面所举到的例子可以看到，无论是“丕休哉”还是“尽此乎”，所有领悟这些关节的士子都可以轻易得到科第，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原本应该获得科名的人会为此落榜。在《龙图公案》的“屈杀英才”一则中写及丁谈身为考官取士时也有道：“这一科取士，比别科又其不同。论门第不论文章，论钱财不论文才，也虽说道粘二糊名。其实是私通关节，把心上人都收尽了，又信手抽几卷填满了榜，就是一场考试完了。” 由于有考官的直接参与，较之于单个进行的割卷或是换号，此类舞弊对于科举中人的伤害无疑更大。
事实上，正是由于损害的范围更大，伤害更为严重，在这三类舞弊中，由考官所直接实行的“关节”是最多受到小说抨击的舞弊方式。小说作者往往会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关节舞弊的愤慨，例如在上面所举的“屈杀英才”中，饱学生员孙彻由于丁谈的舞弊而落第，竟郁郁而亡，死后在阴间告状，最后是包拯审明此案，做出如下判决：“审得试官丁谈，称文章有一日之短长，实钱财有轻重之分别。不公不明，暗通关节。携张补李，屈杀英才。阳世或听嘱托，可存缙绅体面；阴司不徇人情，罚作双瞽算命，三年变村牛而不枉。” 或许只有通过这样的处罚，受到损害的士子才能稍稍发泄心中的郁结之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第三类舞弊更严重地损害的士人的利益，也承载了更多的怨愤，但和在第二类舞弊中发生的情形类似，小说作者也并没有停留在对于此类舞弊的指责上，而是试图通过种种情节的方式，将第三类舞弊运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因此，第三类舞弊不仅是担负了最多骂名的舞弊，同时也是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舞弊方式。而更值得深究的是，和前两类舞弊者多是反面人物不同，第三类舞弊的实施者多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
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里，李君便是买通了一个考官的关节，“榜下及第” ；《石点头》之《感恩鬼三古传题旨》里的仰邻瞻因缘巧合得到考官传出来的一个关节，被“放于前列”中了进士 ；应与《感恩鬼三古传题旨》同出一篇本事，《愚郡守玉殿生春》中的赵雄也是由于知道相同的关节才中了举人；《西湖二集》里的吴尔知则是“知贡举的官儿与了他一个关节”，“辛酉、壬戌连捷登了进士” ；《人间乐》中的许绣虎，有“来吏部竟从内里，暗通关节” ，最后中了探花。
以上所举到的这些士人，或是如赵雄一般，“生来不十分聪明，说话又不伶俐” ，或是如许绣虎“自幼资格不凡，读书过目能诵”，“到了十六岁上，竟学成了一个博古通今之士” ，在才学上各有高下别，却都是小说里受到褒扬和肯定的正面人物，但这些人物却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第三类舞弊才得到相应的科名。
初步看来，这可以视为对于科场黑暗的一种反讽，小说作者安排“做人甚好” 但才学不高的赵雄、吴尔知等人得第便显示了这样的用意。才学出众的士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在科场中出头，资质平平之人由于关节却可以轻松得第。在如此充满喜剧性的表达中，所透露出的却是对于科举不公无可奈何的悲叹和激愤。便如李君在及第后所说：“我今思之：一生应举，真才却不能一第，直待时节到来，还要遇巧，假手于人，方得成名，可不是数已前定？天下事大约强求不得的。” 才高也好，才低也罢，能否得到科名与才学如何本没有任何关系，万宗归一，所有的人最后都要求助于“关节”才能如愿以偿，较之于科举失意后的责骂和抨击，这种万般无奈后随波逐流的得意更让人觉得悲凉。
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小说作者在“关节”等第三类舞弊上面所觉察到的合理性和情节潜能，正所谓“却是那打关节的着数，自有开辟以后，即便有之。古来也有关节得利的，一般居尊官享厚福，子子孙孙奕世簪缨”。 既然现实中的士人可以凭借舞弊得到科名，小说作者也可以用舞弊将他们笔下的人物送上金榜。对于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在科举之途中苦苦挣扎，并且难以看到出头之日的士人来说，“舞弊”并不是阻碍他们获取科名的魔障，反倒是冲破重重困境、一举成名的捷径。
就此而言，在第三类舞弊中，有一种值得特别注意，这便是“预知试题”。在《古杭红梅记》中，王鹗与花仙笑桃有一段情缘，在考试前，“笑桃遂怀中取出三场题目示鹗” ，且替王鹗写好三场文字，王鹗因此大魁天下。《珍珠舶》卷二中，几个一同读书的士子要捉弄金宣，“遂戏拟闱题七个，将一张黄纸，端楷细书，把来压在香炉底下”，到了乡场中，“只见主考发下题目，四书三个，经题四个，与前时所拟七篇，一一相符” ，金宣因而轻松中式。《云仙啸》《拙书生礼斗登高第》中吕文栋的乡试经历也与金宣类同，并且在乡试之前的科考中，就曾由于预知试题而获取乡试资格：“忙忙的买了进场糕果之类，那包糕纸上，却是抄写的一篇文字。文栋看去，圈得甚是热闹。他也不管好歹，暗暗的记在心上。到明日进场，那第一题恰好就是包糕纸上的题目。他便不劳费心，一笔挥就。” 《合浦珠》里的钱兰参加乡试，“因试期已迫，谧虑凝神，拟经书题七个，做成七篇。及入场，四书题悉如所拟，唯经题稍异耳。
以后二三场，俱一挥而就，文藻烨然，若有神助。及揭晓，中在前列”。 在《山水情》中，卫彩发现了吉彦霄的“一个红单帖儿”，上面写着“三月十五夜，梦魁星指示乡场题目”，“又看到后边，竟是完完全全的三场试题写于这帖上” ，卫彩与吉彦霄二人也为此双双中榜。
上面所举的这些小说都是正面人物因为事先知道了试题而获取科名。表面看来，这些例子都与考官没有关系，只是考生自己因为某种原因而得到考题，似乎放在第一类考生独力进行的舞弊中更为合适。但实际上，试题便是考官所出，从情理上说，试题的流出一定与考官脱不了干系，因此，透题与关节类似，也应该从属于第三类舞弊。而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作者在写到这些情节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将原本脱不了干系的考官隐去，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此种现象的产生与三类舞弊方式在难度上的差别是大有关系的。如前所论，在这些舞弊中，虽然最令人不屑，也最容易暴露，但第一类舞弊简单易行，无需花费过多的代价或是达到难以企及的要求。相形之下，另两种舞弊的难度就大得多了。在《鸳鸯针》的第一卷中，丁协公与陈又新商议割卷的价码，“从一千两讲起，煞到四百两，陈又新方才允了”。 而在《玉娇梨》之中，杨芳“文章学问难对人言”，但赖其父“杨御史之力”，“替他夤缘，到中了江西乡试”。 可以看到，要完成后两类舞弊，必须有雄厚财力的支持，以此买通吏员；或是得到有势力的权贵的帮助，从而获得考官的关节。也就是说，财和势是实施后两类舞弊的关键。
实际上，科举制度本身就有向财势倾斜的意味，出身富贵的考生原本就比贫寒子弟更有金榜题名的可能，而从舞弊中则可以看到：即便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有财势背景者也更有优势，这便使得无钱无势的科举中人在整个或明或暗的竞争中都处于劣势。问题也就在这里，小说中所写的那些深陷科举泥淖的士人大都与财、势绝缘，这既是他们奋发的动力，也是影响他们上升的最大阻碍。因此，即便他们要通过舞弊的方式获得科名，财势仍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难关，在这样的情形下，或许选择使用第一类舞弊是更为实际的选择——尽管这一类舞弊往往充满了令人不屑的粗笨意味，至少这是靠一己之力便可以完成的。但倘或让所有的正面人物都顶着枷号与杖责的风险去怀挟，显然会损及作者苦心经营的人物形象，更不要说怀挟等舞弊的成功率之低，并不足以将他们笔下心仪的这些人物送上金榜。
因此，在权衡了种种利弊之后，小说作者选用了成功率最高的舞弊方式，也便是第三类舞弊，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他们又做出了种种改动，以避开无法解决的财势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状态：以上那些所透露出来的试题都与考官无关——因为只要牵涉到考官，便不可避免地要与财势发生关联，这些士人都是由于仙术梦示、机缘巧合、鬼魂鹦鹉等种种看似无稽的方式获得考题，并最终获得科第。在这样的取舍和趋避中，第三类舞弊还是那般高效，却变得更为简捷，如同第一类舞弊那般简便到只需依靠士人自己便可以完成。小说中的士人依靠舞弊完成了自我的科场救赎，舞弊则在这一过程中与现实性拉开了距离，成为迷离而朦胧的幻景。
对于正面人物的舞弊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连环舞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科举中人往往在各级考试中连续舞弊以获取科名。如《五更风》之《鹦鹉媒》中的水朝宗，乡试是由于知道一个关节而中式，会试前则又预先知道了考题，因此顺利通过；《弁而钗》的《情贞纪》里，翰林凤翔预先给赵王孙“文章达上台” 的五字关节，赵王孙得以荣登乡榜。而在会试中，虽然小说没有明确交代，但从凤翔本人便是主考官以及其在乡试中便给赵王孙关节来看，赵王孙的“又擢高魁” 也必定有凤翔在其中帮忙。
其二则是士人在功成名就之后，用舞弊的方式帮助自己的若干亲朋故旧取得科第。在《终须梦》中，康梦鹤中进士后，不仅帮助好友查必明成为秀才，还通过年谊，让原本“错落第三等，不得乡试” 的另一个好友陈天英获取了入乡场的资格；在《赛花铃》中，舞弊更是形成了一条环节彼此相扣的链条：最先是沈西苓得到旧交项工部之助，连中了举人和进士；此后，沈西苓又帮助莫逆之友红文琬在乡试与会试中联捷；红文琬一旦贵显，便又“写书作荐” ，使得自己的旧好何馥成为秀才，而屡试不中的沈、红两人的业师曹士彬，也因为两人的请托，中了举人。
从情节的角度看，这两种形式的“连环舞弊”充分显示了舞弊在小说建构方面的便利。正是由于舞弊能够让小说情节便捷地到达预期的目标，小说作者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使用——这也反映出作者在情节上面的某种无奈，正如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科举困境一样，在小说中他们能够从财势横行的科场中脱颖而出的机遇也并不多，在现实中往往承担骂名的舞弊或许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利器。
而从意义的角度看，这些“连环舞弊”也在提醒我们对于小说中的舞弊保持足够的谨慎，特别是那些对于舞弊的抨击和责骂。小说中的士人一方面在愤慨地斥责舞弊所给他们带来的科举磨难，另一方面却又通过舞弊的方式来克服这些磨难，而倘或有可能，他们也会在得官之后，充当原先被他们责骂的那些考官的角色，运用舞弊的方式将他的亲朋故旧从科举磨难中解救出去。
小说中人对于舞弊的观感会随着他们的科举境遇而变化，由此可见小说中的舞弊在并不是恒一不变的，其不仅与现实中的科举舞弊存在着距离——正如本文在第三类舞弊中所展现的，即使是在小说之中，它也会由于情节的左右而产生层次的差异：第一类舞弊更多地会与反面小人物的形象塑造相关，通过有些粗浅的情感宣泄，呈现出某种喜感的特质；第二类舞弊则与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的恩怨相连，在善恶终有报的快意后面却掩饰不住科举中人那沉郁的委屈和伤痛；而第三类舞弊则集中体现了其在情节上的效能，小说与正面人物的命运都因为舞弊而功德圆满，所呈现出来的一切却因为非现实的元素而变得虚幻和不切实际。
科举舞弊进入小说之后，小说由于舞弊的加入而获得了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的新契机，舞弊也在小说这一特殊的文本场域中呈现出复杂的状貌。所有这些都说明，舞弊并不是科举考试中永远的反角。这与小说作者的最终目的不是反抗舞弊，而是获得科名有关，更和通俗小说在科举方面所体现出的“个体化”特质密切相连。与现实科举往往成为国家意义的某种象征物不同，小说中的“科举”却固守在对于个体情绪的体认上，在科举舞弊方面也同样如此。
作者简介：叶楚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中韩梦幻小说的立身扬名过程研究
[韩国]崔溶澈
内容提要：在朝鲜时代的古典小说中，17世纪金万重的《九云梦》，为描述梦幻世界的梦字类小说的鼻祖，对后来的《玉楼梦》 《玉仙梦》等小说影响深远。大体是正面描写当时大多数朝鲜士人向往的立身扬名过程，享受荣华富贵后悟到“人生如梦”，在梦醒之后，还原或回到仙界。这样的结构来源于唐传奇《枕中记》 《南柯太守传》等，但小说中确实体现了朝鲜时代文人社会普遍存在的儒教理想。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展现主人公立身扬名的过程往往比较顺利，唯独18世纪的代表作《红楼梦》，批判和否定了通过科举考试而立身扬名的过程，突出表现了主人公要求摆脱儒教社会的压迫，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生观。朝鲜汉文小说的作者当中，有如金万重，出生于名门望族，状元及第后受封高官显爵的，也有如南永鲁，科举落第后专注于创作小说的文人，但他们对构建儒教理想社会都是正面的描述。明清时代中国小说的作者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落第者或者没有应试资格的落魄文人，几乎没有受封高官显爵的作者。很明显科举落榜或无法通过科举立身扬名的作者们在作品中对科举考试持有否定的态度。明清小说和朝鲜时代的小说虽然在儒教的人生观或科举制度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相互间存在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关键词：中韩梦幻小说 立身扬名 科举制度 红楼梦 后红楼梦 九云梦 玉仙梦
绪 论
本文主要考察朝鲜17世纪的小说《九云梦》，以及属于同一系列的19世纪作品《玉楼梦》 《玉仙梦》等小说主人公在向往立身扬名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朝鲜时代科举制度的形态，以及当时朝鲜的士人对科举考试的积极肯定态度。同时，与18世纪中国代表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的人生观以及厌弃功名的态度相比较，对作品中的人物——贾雨村完全不同的发迹观，还有《后红楼梦》 《续红楼梦》等后续作品中展现出的作者对科举考试的立场进行探讨。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朝开始实行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为维持中国的“文治传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魏晋南北朝以前，主要通过荐举贵族子弟的方式选拔官员，隋文帝开始用笔试的方式来选拔地方人才，以此加强地方官制和中央集权。唐代以后众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踏上立身扬名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很多逸话，唐传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宋代以后科举制度的地位更加巩固，确立了乡试、会试、殿试的基本模式，此制度被高丽王朝（918—1392） 所接受并加以实行，一直延续到朝鲜时代（1392—1910）。 虽然也存在一部分通过荫官制度当官的情况，但是最可靠的发迹手段还是传统的文科及第方式。唐传奇以来有众多的中国小说描述通过科举考试立身扬名的过程，朝鲜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往往是通过状元及第来达到立身扬名的目标。
朝鲜小说只是笼统提到科举考试，几乎没有谈到主人公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在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也没有对考试制度的反省和批判。但在主人公立身扬名的过程中，科举考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无论是金万重的《九云梦》 还是南永鲁的《玉楼梦》， 都是描写主人公从仙界或天上下来的谪降小说。在现实中为取得功名直接参加科举考试，并在应试过程中与佳人结下良缘，最后状元及第，立身扬名。最早的韩文小说许筠的《洪吉童传》中刻画了组织“活贫党”的义贼洪吉童的起义活动，看似跟科举考试没有关系，但是洪吉童因为不是宰相嫡子出身，而是庶子出身，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由此而阻挡了他立身扬名的道路，借此表达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在民间说唱艺术中，盘索里（Pansori）型小说中的科举考试也是一个重要的要素。《春香传》的主人公李梦龙是南原使道之子，沉迷于与艺伎之女春香谈情说爱，离开南原上京后，一年之内状元及第，任暗行御史至南原救出了狱中的春香。文中省略了准备科举考试的艰难过程，甚至让人感觉到状元及第后任暗行御史只是为了救春香而故意做出的安排。通过科举考试达到状元及第，像一剂灵丹妙药一样，成为传统社会中可以解决任何难事的良策。
韩中古典小说中的梦幻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差异在于是以梦幻本身为主题，还是把梦幻作为其中一个素材。但“人生如梦”的主题基本上是相似的。本文主要探究韩中古典小说代表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生观和立身扬名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异同点。
韩中小说主人公的来历和作品的结构
《九云梦》和《红楼梦》分别是韩国和中国的代表小说。虽然在作家的身份、创作背景、整体结构及篇幅等方面，难以直接做比较，但在题名上都体现“梦”，视荣华富贵如草芥，人生如梦的基本构思是一样的。主人公的来历，各有不同的特色，《九云梦》的主人公杨少游是六观大师的弟子性真，因想念到世间的凡心而被贬降人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弃之于大荒山无稽崖的女娲补天的遗石，因对人间世界动了凡心，请求一僧一道将他投胎到了人间。
《九云梦》的性真听从六观大师的差遣去龙宫，在龙王的强劝下喝酒，回程时，趁酒兴调戏了石桥上的八仙女，由此产生了凡人的感情。作为应该抛弃世间一切感情而出世的出家人这是有反清规的。六观大师察觉到性真因动了凡心而内心矛盾后，决定将他打入地狱。这时的性真表示悔过并不再动凡心而求饶，但大师并未接受。因为六观大师觉得只要动了一次凡心，就必须通过经历世间的轮回才能真正领悟。六观大师称经历轮回的痛苦不可避免，反而安慰满脸恐惧的性真说：
心苟不洁，虽处山中，道不可成矣。不忘其根本，虽落于十丈狂尘之间，毕竟自有税驾之处。汝必欲复归于此，则吾当躬自率来，汝其勿疑而行。
这样性真就投胎于世。因为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从仙界被贬下来的，所以这样的小说被称为谪降小说。性真所投生的是杨处士之子杨少游，其中隐含的就是由仙界暂时来人间一游的意思。八仙女的名字也是从公主到妓女，代表了各个阶层的名字。这样的结构在后来的《玉楼梦》里也有所体现。书生杨昌曲是天界白玉楼的玉皇大帝身旁的文昌星君，五女分别是天上的仙女帝傍玉女、天妖星、红鸾星、诸天仙女、桃花星，她们在世间又各有其名。与之前单纯的八仙女相比，将前世的女性设置为具体的人物，这可以说有进一步的发展。《玉仙梦》又有所区别，这不是谪降小说，而是描写出生于朝鲜的破落户许巨通梦见的中原生活得以实现的过程。布置梦中之事，出生为中原杭州的钱梦玉的身份，经历立身扬名的过程后享受荣华富贵，在杭州灵隐寺论因果时入睡后梦醒，以朝鲜人许巨通的身份，再回朝鲜智异山青鹤洞，最后悟道出家，不知所终。《九云梦》主要是从仙界投胎到人间的故事，而到《玉仙梦》，从朝鲜投生到中原享受荣华，后从梦境中醒来。
《红楼梦》并不具备谪降小说中从仙界被贬到世间的故事架构，是主人公自己要求到人世间的，期限一到再还原。主人公本来作为女娲补天的一块遗石，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过着寂寞的生活，在那个荒凉之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激起他的凡心，正因自己无材不堪入选而日夜悲号。再由一僧一道在他旁边说及人间的荣华富贵，才让石头动了凡心。所以在人间经历的喜怒哀乐都是源于“青埂峰”，“青埂”可释为“情根”。石头求二仙带他下凡历劫，但是二仙告诉他，人间没有永远的快乐，而且乐极生悲，人非物换，万境归空的道理也一并告知，劝他不要去世间，但石头去心已决。仙师的嘱咐如下：
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即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
“不得意时，切莫后悔”此话是为了保证在世间的期限一到应该马上还原。石头应承后二仙才大展幻术，把它幻化成一块世上独一无二的宝玉模样。石头变成的玉成为现实中的贾宝玉，也是他口衔而诞的通灵宝玉。
《九云梦》的杨少游和《红楼梦》的贾宝玉都是动了凡心而投胎到世间的人物，但是动凡心的过程和投胎的过程各有所别。而且出生的家庭环境也不同，对立身扬名的态度也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喜爱女性的态度也不同。但在现世中断绝姻缘，恍然大悟觉醒后出家的场面和谈论因果时梦醒还原的基本形态，则是比较相似的。
在《九云梦》和《玉楼梦》中，立身扬名的过程都比较顺利，最终都追求出将入相的儒教功利主义，在这方面有所承袭唐传奇的模式。其实在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也是惯用的模式。除此以外，《红楼梦》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后红楼梦》 《续红楼梦》等后续作品中登场的贾宝玉或新的主人公，与《红楼梦》原书中的贾宝玉不同，而是遵循惯用的立身扬名过程，这方面反而与朝鲜小说同轨。
《九云梦》和《玉仙梦》中立身扬名的过程
17世纪的《九云梦》是梦幻小说的代表作，在韩国堪称是“梦字类小说”的先河。从此受到影响的作品是19世纪的《玉楼梦》 《玉仙梦》 ，等等。
《九云梦》主要刻画了主人公杨少游的生平传记。杨少游向往的人生是以男儿出生，以后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报效祖国，这样一种立身扬名的儒家生活。父亲杨处士去世后杨少游对母亲庾氏夫人说：
儿子若甘为守家之狗、曳眉之龟，而不求世上之功名，则家声无以继矣，母心无以慰矣，甚非父亲期待之意也。闻国家方设科，抄选天下之群才，儿子欲暂离母亲膝下，歌鹿鸣而西游。（第2回）
其实杨处士已去世，不可能强迫杨少游定要追求功名。取名“少游”，也是因为儿子的尊贵——“仙界暂时来人间一游”。但当时社会将考取功名看成是理想的人生之路，所有的读书人都希望科举及第，立身扬名。这是叙事文学中唐代的《枕中记》后遗留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唐传奇《枕中记》的描写如下：
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
这样的传统被运用到韩国古典小说《九云梦》中，以后其他的大部分作品如《玉楼梦》 《玉树记》 《玉仙梦》等也都有相关运用。
杨少游离家后径直走上了立身扬名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投生于世间的八仙女再次相遇并依次成婚。其实文中对努力准备立身扬名的过程并没有描写，只写到他从小聪明伶俐超乎常人， 但在科举考试前如何奋发苦读，以什么方式攻读了哪些书，都没有相关描写。古典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生而知之，超乎常人的，小说中把他们刻画成一表人才，出类拔萃的人物，一般看不到普通考生的面貌。
杨少游离家去京师科考的途中在华阴县遇见了秦彩凤，在洛阳遇见了名妓桂蟾月，在京师又装扮成道姑去探望郑琼贝。此后杨少游就状元及第，郑琼贝的父亲郑司徒要接收他成为女婿。众所周知，古代的达官显贵们一般都会选状元为婿。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遏制日益强大的贵族势力，加强皇权而设立的科举制度，成为各地方才子们发迹的唯一出路。那些未出状元的贵族家门只能通过自己的女儿与状元及第者联姻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势力。这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地方士人来说，作为科举及第的新兴官僚也正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加强自己在朝廷内部的后盾。这样串通的方式对于寒窗苦读的科举士人来说也是最理想的归宿。《枕中记》中卢生也是科举及第后马上和当时的名门贵族清河崔氏的女儿成婚，只有这样他的仕途才会一路顺畅。杨少游立身扬名的道路也如出一辙。其实包括皇室贵族也都喜欢物色状元及第者当帝婿。
《九云梦》虽以唐代为背景，实际上描述的是明代的科举制度。当时选拔人才需要经过多个阶段。通过院试的人才能参加乡试成为举人，然后上京参加会试。会试合格者方可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参加殿试者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古典小说中出现的大部分都是状元，偶尔也会出现探花。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这样的陈词滥调显得比较没有新意，所以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只是得了第七名，贾兰得了第一百三十名，这样的描写可能更符合现实。
杨少游在会试和殿试中都及第，最后成为翰林院学士。此时京师中家有女儿的达官显贵们纷纷上门求婚，他都一一拒绝。他通过礼部侍郎向郑司徒的女儿郑琼贝求婚，郑琼贝认出他就是扮女装弹琵琶的道士，设计派侍女贾春云装扮成仙女骗杨少游，最后喜结良缘。此后杨少游在朝廷担当多职，参与国政，首要职务便是出使燕国。他到洛阳时寻找桂蟾月，但她已离开。杨少游接受燕王投顺后的归还途中，在邯郸遇见了装成少年的狄惊鸿而后同行。在天津的酒楼里又碰见桂蟾月，共度良宵后早上发现竟与狄惊鸿共寝。顺利完成使节任务的杨少游回来后又担任礼部尚书的职衔，谓之杨尚书。他利用在翰林院值夜的机会通过箫声与皇帝的妹妹兰阳公主（李箫和）认识，皇太后指名要杨少游当驸马，但他以已有未婚妻之由而拒绝。因违抗皇命而入狱的杨少游，为了抵抗吐蕃的入侵，再封为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兼征西大元帅出征。他不光是得到了御史大夫新尚书的职衔，而且当上了驰骋沙场的将帅。这样的模式完全符合古典小说中对出将入相理想的描述。虽以文臣的身份科举及第，但又可承担平定国内叛乱，甚至外敌入侵等多种要职，赋予主人公轻而易举就能解决问题的超能力。《九云梦》成为早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在以后的《玉楼梦》 《玉树记》 《玉仙梦》中也呈现出相似的模式。
古典小说中比较有特点的部分就是在镇压叛军和外敌的过程中，男主人公常与女性人物同时登场。《九云梦》中沈袅烟作为吐蕃的刺客登场，最后向杨少游投诚取得战斗的胜利。《玉楼梦》中在抵抗南蛮入侵的时候，敌方的指挥官江南红得知明的元首是杨昌曲时立马投诚，祝融的公主一枝莲受到江南红与杨昌曲的感化，也规劝父王投诚。
《玉仙梦》中主人公钱梦玉状元及第后当上驸马，在浙江鞠龙弼叛乱时以元首出征，鞠龙弼的侄女鞠彩兰仰慕钱梦玉的人品，规劝鞠龙弼投诚。很明显这都是受到《九云梦》的影响全盘照抄的。最后钱梦玉在班师回军后纳鞠彩兰为妾。
杨少游立身扬名的道路可谓登峰造极。兰阳公主解决与郑琼贝的问题，并认其为姐姐称“英阳公主”，杨少游纳两位公主为正妻，其他六位娘子为妾。这在人世间是很难达到的理想境界，只有在小说中才可完成。之前杨少游拒绝兰阳公主的求婚而获得郑琼贝的信任，让郑琼贝在绝望中再次看到了希望。此时的杨少游所兼任的职衔是丞相魏国公、驸马都尉，而后又称杨丞相。他向皇帝请求把家乡的寡母庾夫人接到京城。最后围绕他的所有女性都齐聚一堂。此场面体现出与前世结缘的八仙女在今世得以收尾，《九云梦》中享受的荣华富贵也达到了极点。鲜花盛开的春天在乐游园骑马打猎，中秋佳节登上翠微宫的西坡登高远望，此时的杨少游在享尽荣华富贵后才领悟到人生如梦、富贵无常。与扮成胡僧的六观大师相遇后长梦方醒，仍然作为性真坐在莲花峰的佛殿中。
古典小说的主人公与公主成婚当上驸马的故事也比较常见。唐传奇《南柯太守传》中主人公淳于棼跟着槐安国国王的使者一来到槐安国，就听到“王以驸马远降，令且息东华馆”。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国王的驸马。驸马是非皇族出身的一般士人能到达的最高目标。所以读书人的最高梦想就是在科举中状元及第，然后成为皇帝的驸马，或名门望族的女婿，走上出将入相的道路。而杨少游是两者兼而有之，享尽荣华富贵。
《玉仙梦》中与昭宁翁主 成婚的主人公钱梦玉也当上了驸马。小说里对婚礼都监的官署 ，婚礼时需要的大量用品也都详细记录。《玉仙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礼仪的切实性的记录。与叙述情节相比较，对仪式的记录甚至达到了繁琐的程度。对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和策文也是毫无省略，如实记录。钱梦玉与翁主成婚后并没有像以往的小说那样以百年好合的结尾收场，而是翁主先离世。
由于《玉仙梦》中对故事情节的描写不是很多，所以未能体现小说本身的趣味。但是作者意在留下更多的有稽之言，所以在科举考试的部分能看到具体内容的科文。这在其他小说中是不曾体现的部分，所以值得关注。
关于初试、会试和殿试三个过程的考试内容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所以饶有情趣。比如初试中需要写诗、赋、义、疑等四种类型的文章，题目分别是“南柯梦” “乌有先生” “梦作?V” “孟子，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德莫如夫子，犹未免陈蔡之乱，何欤”。
首先诗以“南柯梦”命题显得比较特别。小说的题目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这很可能是作者的有意安排。由七言38句构成，内容都是借唐代传奇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中“向来富贵都幻境” “世间万事无非梦”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人生如梦的道理。“乌有先生”是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虚构的人物，由六言62句构成。《子虚赋》的内容是楚国的使臣子虚到齐国炫耀楚国的辽阔，乌有先生也出来炫耀齐国的大海名山与之相抗衡的情节，以虚有的人物来安排空幻的故事。内容中“系玄虚之灵冑，氏中叶之混沌” “留诞迹而幻花，挂空名而浮云” “指虚无而引路，架空中而起楼” “传其神于四字，自无中而生有”等句特指唐初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世界。“梦作?V”是《尚书•禹贡》中的句子。 关于“云土梦作?V”一句，《书传大全》中云梦是泽名，方圆八九百里，梦作?V（治，指耕作）可解释为治理云梦。本题是要求以作品为题名，引用古典中有“梦”字的典故作文。 关于《孟子》的命题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原文如下：“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所出的题目是“孟子说：‘富于道德的人乱世不能使他迷乱。’说起道德没有人可跟孔子比，可陈蔡之乱为何没能避免呢？请陈述理由。”这出自成语“陈蔡之厄”，原指孔子及其弟子在从陈国到蔡国之间的途中被围困，断绝粮食，遭受凌辱的事。在《孟子•尽心章句下》中也提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主人公钱梦玉用松雪体 答卷后上交，受到考官的夸奖，四场全部合格成为甲科第一名。通过乡试后，于九月参加会试，因当时实行南北分卷取士制度，所以主人公以南卷儒生的身份进北京参加会试。
会试有论、表、策三个部分，分别以“稗说论”“拟玉皇下士臣许丰产乞富贵”“问无稽之言”三个题目命题。这里也是作者根据小说的主题来安排考题内容。在科举考试中直言“稗说论”，是小说作者大胆的假设。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作者对小说理论和知识颇有见解。对主要小说作品的论述如下：
陈寿作志， 而忠信忘躯，水浒成传，而义士奋身，西游之记出，而怪鬼戢其妖术，屛梅之书作， 而悍妇惩其�?心，演楚汉之义，而英雄知历数之有归，倡剪灯之话，而荡子知风流之有节。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者，抑亦为稗官而说欤！
在科举考试中出来这样的题目，很显然是作者有意图的讽刺。策文部分则是先写“问”，然后用“对”加以回答的形式，题目是“无稽之言”，这也是对小说荒诞无稽的质询。钱梦玉写下长篇的对策，最后以甲科第一名状元及第。
当时皇帝的宠妃薛贵妃生有翁主，还未选驸马。皇帝想以今科状元来定驸马人选。次日举行殿试时，皇帝命作七步诗，钱梦玉只作六步便呈上，然后又受命作箴、铭、颂三体文章，分别以“君舟民水箴”“灵台八牕铭”“惟皇作极颂”为题而作。皇帝看到他的文字对他倍加赞赏，犹如唐太宗发现狄仁杰，宋真宗发现晏殊一样，如获至宝。马上钦点为状元，连续四天筵席后封为翰林学士，下诏书与昭宁翁主成婚，可钱梦玉上奏固辞不受。在小说中对奏章的记述比较详细，甚至连封皮的署名也一并表示出来，“（皮封）上前开坼（合衿处）臣署名谨封。（连幅后面）署名”如正式的奏章封皮一样。皇帝还设立婚礼都监负责操办婚礼，详细描述了婚礼所需要的纳币过程、用品、服饰等相关用语和全貌，竭尽所能展示实际的场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玉仙梦》中对科举考试和婚礼程序等所需的文体、格式描写比叙事性的描写更逼真，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科举考试的命题与作品的题目相符，“稗说论”、引用“梦幻”相关的典故部分具有独特的风格。
《红楼梦》中对立身扬名的态度和在续书中的变化
《红楼梦》是18世纪中国的代表小说，通过主人公贾宝玉展现对向往荣华富贵的立身扬名方式的批判，与历代小说相比这是比较独特的地方。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主人公，反对科举制度，被刻画成批判儒家立身扬名道路的代表。由于贾宝玉出生时口含一块玉，所以被视作贾府的宝贝。但在抓周时却抓了女孩子喜欢的脂粉钗环，所以父亲贾政担心儿子将来成为酒色之徒。但祖母史太君和母亲王夫人还是对他宠爱有加。
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子兴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第二回）
贾宝玉辜负了父亲的期待，周旋于大观园的一群女孩子中间，对家塾漠不关心。《红楼梦》第九回中也有描写他去家塾读书的情节，但只是为秦钟的登场以及事后两人一起读书埋下伏笔，并没有具体描写他认真读书的场面。贾雨村一来贾政就想在他面前夸耀贾宝玉，可宝玉极度厌恶贾雨村，蔑视功名利禄。
其实贾宝玉一开始就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这与他自己已经享受荣华富贵当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他天生就不热衷于此。在他遇到秦可卿的弟弟秦钟时，很佩服他出众的人品，贬低自己道：
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第七回）
显然他与一般富家公子的想法不同，甚至为此深感羞愧。他极度蔑视那些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贾雨村一流。贾宝玉认为他们是“禄蠹”，也就是领着国家的俸禄一心扎进仕途的虫子。因此他也没有了努力准备科举考试的理由。在第十九回中侍女袭人劝谏宝玉改邪归正专注考试，宝玉向她说明那些追求功名的人都是“禄蠹”，世上除“明明德”（即《大学》）外无书。“禄蠹”一词是作者独创的，想法来源于《韩非子•五蠹》。脂砚斋评语中也有相关论述：“二字从古未见，神奇之至，难怨世人谓之可杀，余却最喜”， 对此独创评价甚高。
甄宝玉是《红楼梦》中另外一个宝玉，他从小与贾宝玉有着相似的情形，性格也与贾宝玉无异。第二回中以贾雨村教过的学生登场，似为补充说明贾宝玉的性情。第五十六回中江南甄家遣人来送礼，甄府的人一见宝玉，就说贾宝玉、甄宝玉模样性格均极相似，然后宝玉对着镜子睡觉，梦中见了甄宝玉。但是长大后的甄宝玉改邪归正，踏上了立身扬名的道路。第一百十五回甄宝玉从江南上京，两个宝玉相见，这时的甄宝玉大讲“文章经济”，踏上了与贾宝玉完全不同的道路。贾宝玉一眼就看出甄宝玉有着与己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深感失望转身回房。虽然日后贾宝玉也被迫参加科举考试，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他却在科举考试后直接遁入了空门。
《红楼梦》中对追求立身扬名写的最露骨的人物就是贾雨村。在小说第一回贾雨村和甄士隐同时登场，但是甄士隐很快就悟到人生无常，最后在道士的指引下出家，相反贾雨村费尽心机踏上立身扬名的道路。
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为求取功名费尽心机，最后考中进士做了知府。不久因贪污徇私被革职，后在贾政的帮助下，又官复原职，当上了金陵知府，并决心遵守国法。金陵上任以后，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名门薛家子弟薛蟠的杀人命案。开始知道护官符的存在，最后在门子的教唆下无视国法胡乱判案。其原因主要是护官符上的金陵城这四大家族——史、王、贾、薛，“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对出生卑贱的自己来说是很难打破这个垄断组织的。其实贾雨村在被革职后曾在林如海家，当了林黛玉的启蒙老师，黛玉的母亲贾敏就是贾家之女，荣国府贾赦和贾政的亲妹妹。黛玉丧母后，父亲林如海托付贾雨村护送黛玉进京。因为林如海的推荐信，贾雨村见到了贾政，在金陵应天府复职。接手的第一个案子的主犯薛蟠不仅是薛氏家族的独子，还是推荐自己的贾氏家族的亲戚，薛蟠的母亲薛夫人是贾政的夫人王氏的妹妹，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后贾雨村只能违背国法乱判命案。
程刻本《红楼梦》一问世就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特别是一部分作家对《红楼梦》反封建的主题思想以及男女主人公不幸的结局表示不满，纷纷致力于改写《红楼梦》。《后红楼梦》 《续红楼梦》 《红楼复梦》等续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的主人公也都一致地走向立身扬名的正道，谋求没落家门的复兴。18世纪末出现的数种《红楼梦》续书中，都没有像贾宝玉那样的反封建人物，都是一心追求功名的世俗人物。有的作品继续沿用贾宝玉的名字，有的作品塑造了新的人物，但都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通过科举考试追求立身扬名的形象。续书的作者通过改变主人公的人生观来体现振兴家门的意图。
最早的续书是《后红楼梦》。 作者认为一僧一道，本为妖僧妖道，从他们那里救出贾宝玉，放出林黛玉的灵魂，使两人重逢。黛玉表兄林良玉和同窗姜景星来到京城和贾宝玉、贾兰一起拜曹雪芹为师，准备科举考试。最后姜景星第二名，林良玉第十三名，贾兰第八十名，贾宝玉因病重未能应试。后来贾宝玉中进士，诗文受皇上赏识，得授侍读学士，与林黛玉成婚后整顿家事，重兴家门。在续书中的贾宝玉与原著相比变化较大，对科举制度毫无反抗，自然地接受并积极应考，谋求家门的复兴。这说明原著《红楼梦》中贾宝玉独特的个性对坚守儒家立场的一般读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实。
秦子忱的《续红楼梦》 中，林黛玉回到太虚幻境，贾宝玉由毗陵驿去大荒山，救活了所有死去的人物，最后与黛玉成婚，考中进士成为翰林学士，贾兰则当上了国子监祭酒，一起重享荣华富贵。
海圃主人的《续红楼梦》 中，让一僧一道通将灵宝玉带来安置在大荒山。玉皇大帝派金童玉女分别投胎为贾宝玉的儿子和薛宝琴的女儿，再续姻缘。贾茂有玉，梅月娥有金如意，这成为姻缘的标志。小说中对贾茂立身扬名的过程进行了详述。祖母王夫人和母亲薛宝钗知道作为国子监监生无法状元及第，把贾茂送回祖籍金陵，以上元县秀才及第，通过府试并且以优异的成绩及第，第二年春天在会试中中会元，皇帝朱笔批道：“名论冠场”。在殿试中通灵宝玉发光，文章自成，最后状元及第。皇帝赐婚，与梅月娥成婚后出使暹罗国，作为会试的考官最后当上了文渊阁大学士。刻画了华丽的官场生活。
《绮楼重梦》 中贾宝玉转世为薛宝钗的儿子少钰，结构比较荒诞。少钰从小酷爱武术，文武双全最后同时成为文科、武科状元，被皇帝封为平倭大元帅击溃倭寇，屡战屡胜最后册封为“平海王”。广东兴起乌龙党之乱时，他和四名女子一起出征平定了叛乱。皇帝将参战的四名女子赐婚于少钰，他上奏禀告与史湘云的女儿舜华已有婚约，皇帝也容许，展现出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形态。此续书中描写出将入相平定战乱的情节与朝鲜的《九云梦》 《玉楼梦》中展现的同女性一起出征，建立战功后赐婚的过程很相似。
《红楼复梦》 重设祝氏家族，描写了独子祝梦玉与镇江十二钗的故事。与归还金陵的贾氏家族也有所来往，后半部分南部边疆发生叛乱，祝氏和贾氏男女参战，平定叛乱建立战功，祝梦玉中进士，当上了翰林院编修。增加对军谈的描写部分与其他续书及才子佳人小说相似。
《红楼圆梦》 是原著一百二十回的延续，也受《后红楼梦》的影响。加入军谈的因素，贾宝玉就任浙江巡抚，平定海盗，最后纳有二妻八妾，膝下有五男一女。如《九云梦》中的杨少游在出将入相的过程中纳有二妻六妾，《玉楼梦》中的杨昌曲也与此类似。
以上几部主要的续书 中，贾宝玉及新主人公都为了家门的复兴积极参加科举考试，踏上了立身扬名的道路。甚至违背《红楼梦》原著的精神，竟出现一夫多妻制，平定叛乱的军谈要素也有所添加，反而呈现出跟朝鲜小说类似的结构特点。
《九云梦》和《红楼梦》相融合的白话小说《九云楼》
白话小说《九云楼》，是朝鲜小说《九云梦》的汉文本 传入中国，借用中国小说的部分情节创作而成的。《九云梦》本是十六回的文言（汉文）小说，将它扩大改编为三十五回的白话小说的过程中吸收并运用了《红楼梦》和《镜花缘》以及其他才子佳人小说等的各种要素。
中国刊行的《九云楼》由十册三十五回构成，虽至今未发现相关刻本，但可通过金进洙和李树廷的记录间接证明这一事实。朝鲜的闾巷文人 金进洙（1797—1865）作为译官出访燕京，写下《碧芦集》 ，其中《燕京杂咏》中的一首无题诗最后一句写到“九云梦幻九云楼” ，此句的注解如下：
我东小说九云梦，曾演己意，如杨少游系以杨震，贾春云系以贾充，他皆放此。皆写象于卷首，如圣叹四大书，著为十册，改名曰九云楼。自序曰：余官西省也，于舟中得见九云梦，即朝鲜人所撰也，事有可采，而朝鲜不娴于稗官野史之书，故改撰云。
据此可知，一位不知姓名的中国文人读到从朝鲜传入中国的《九云梦》，对小说情节颇有兴趣，因此将其改写成白话小说，并且与当时流行的四大奇书一样在卷首插入了绣像，编辑成十册。
1884年在日本刊行的《金鳌新话》 中有李树廷（1842—1886）写的跋文，“九云梦向为清人某所评点成十卷印行于世”一句，这里说的《九云梦》其实就是指《九云楼》。《九云梦》的汉文原著是三册，《九云楼》才是十册。说明当时清朝刊行的《九云楼》为十册的事实也为在日的朝鲜文人所知。
中国刊本《九云楼》传入朝鲜后，出现了《九云楼》手抄本，一部分（第6—10册）现藏于仁川弥邹忽图书馆。 此手抄本又经朝鲜文人添删成新的手抄本，即现藏于岭南大学的《九云记》。1970年为人所知，学术界一直把它看成韩国汉文小说来进行研究。 共三十五回，分九册，在传抄过程中，留下了部分朝鲜人改写的痕迹，有朝鲜的笔体和语气。
《九云楼》的基本故事情节是杨少游立身扬名的过程和感悟人生如梦后还原的内容，和《九云梦》并无区别。只是文体由汉文（古文）改写成白话小说的形式。故事背景也略加修改，原来杨少游是南岳衡山莲花峰下六观大师的弟子性真，以唐代河南道秀州县杨处士之子投胎到人世间，少时杨处士升仙，对祖先并没有相关描写。但在《九云楼》中的故事背景改为天台山莲花峰下六观大师的弟子性真，投胎到明代万历年间湖广省武昌府咸宁县杨孝廉之子。杨孝廉的名字也是具体化双名杨继祖，字仁举，是东汉安帝时尚书杨震之后。作品中杨继祖一直活到结尾部分，以九十三岁的高龄与夫人双双去世。前文金进洙的诗注中提到“如杨少游系以杨震，贾春云系以贾充”，就是说的相关内容。
原来作品开头六观大师派性真去洞庭湖龙王的寿筵庆寿，南岳魏夫人派八仙女去向六观大师表示感谢的章节，在此也改为“西王母瑶池宴蟠桃”，将《镜花缘》中的西王母故事加进来，使情节更加丰富。另外还添加了平定倭寇的内容。杨少游在乐游园和妻妾一起游园作诗、说笑话的场面也是取材于《红楼梦》和《镜花缘》。
在文字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九云楼》第二十九回〈乐游园赏秋咏菊花〉借用了《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的大部分诗句，第三十一回《白凌波雅宣牙牌令》中借用了《红楼梦》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的部分，第三十四回《庾太君开宴群芳院》则是参照《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内容进行改编的。
第五回中“杨少游进桂蟾月家”的一段其实出自《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的描写。桂蟾月房间的对联其实就是秦可卿房间里挂的秦太虚的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除此之外，原来在《九云梦》中没有的情节、人名、物名等，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出处。
《九云楼》的作者很显然是源于《红楼梦》等中国小说传统的清代中期文人。比较特别的是当时使用的《红楼梦》刻本是在清代并不流行的《程乙本》（1792年刊本）系统。1927年胡适发掘《程乙本》标点后，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重排本，后于20世纪前半期广泛流传。而清代的评点本大部分都使用《程甲本》。
总而言之，《九云楼》在韩中小说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观点认为，韩国朝鲜时代的汉文小说受中国小说的影响很大，但《九云梦》作为韩国汉文小说代表性的作品经由中国文人改写成新的作品，在此过程中又与《红楼梦》等中国代表作品相融合，在这方面意义深远。
结 论
朝鲜时代的汉文小说主题、结构、描写等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很大，这一点毋庸置疑。17世纪金万重的《九云梦》借用了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 《南柯太守传》的基本主题和结构，以及四大奇书或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情节内容与描写手法。众所周知，在《九云梦》的影响下出现的《玉楼梦》 《玉仙梦》等作品仍然沿用中国古典小说的模式。
不过，朝鲜时代的思想背景基本都是向往儒教的理想国家，文人也大部分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儒教的理想。汉文小说的作者中有文科的状元及第者，也有科举落第后放弃功名的士人。但是他们基本都向往儒家的理想社会，对现实和人生坚守肯定的立场。梦幻小说的作者将作品主人公描写成通过科举考试走上立身扬名的道路，达到出将入相的目标，最后享尽荣华富贵。在官场得意或失意时遭流放的事虽也有，但情节安排上基本都是受到皇帝的认可后位至王侯将相，达到人生的最高峰。而后恍然大悟人生无常，走上成仙或出家之路。
与中国小说的代表名作《红楼梦》相比，可以发现朝鲜的汉文小说中的儒教人生观有很大的不同。《红楼梦》的基调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可以通过主人公贾宝玉的态度充分体现出来。贾宝玉虽然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富家公子出生，但是他对科举制度恨之入骨，叹息自己没能生在清贫的士人家庭或低层官吏家庭。贾宝玉甚至批判那些热衷科举，追求功名，只拿国家俸禄的人，称他们为“禄蠹”，尤其厌恶贾雨村之流。在各方面都与贾宝玉相似的甄宝玉，在成长的过程中染上世俗的气息最后为立身扬名积极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贾宝玉曾经在梦中与甄宝玉相见并有钦慕之心，但是后来相见后才发现后者与自己的人生观大相径庭所以深感失望。《红楼梦》中对荣华富贵最热衷的人要属贾雨村，他为求官职不择手段，对上也是阿谀奉承。结果贾雨村因贪污而被革职，递籍为民时才领悟到官场的虚妄世界。
中国的小说作者大部分都是中层士人，不像朝鲜有官至领议政或判书的人写小说作品。中国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出自科举落第或不能应试的士人之手。明末以后，中国的小说作者们开始以自由的思想来描写人生和社会，甚至对男女爱情也以自由的手笔进行描写，以至当时自由恋爱盛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女大部分自由恋爱，私订终身。朝鲜的汉文小说也主要是遵循才子佳人相遇的模式，但尽可能遵守儒教的礼教思想。甚至中国的白话小说在通俗的日常生活描写方面更加露骨，对性的描写比较多，这方面在朝鲜汉文小说中是严格禁止的。观察《玉楼梦》 《玉仙梦》的作者就可以发现，跟小说的叙事性发展相比，他们注重通过作品表现传统文学多样化的文体以及渊博的古典文化知识。就如《镜花缘》的才学小说，在朝鲜后期也比较盛行，但引用多样的格式而降低了小说的功能，更突显作者的教训意图。
值得关注的是，朝鲜的汉文小说《九云梦》传入中国后，与《红楼梦》 《镜花缘》相融合创作成《九云楼》。故事情节大体上还是沿用《九云梦》中主人公立身扬名的过程以及最后感悟“人生如梦”的内容。至于具体的情节描写及诗词部分则大量引自中国小说。
本文对中韩两国的梦幻小说中以立身扬名为目标通过科举考试追求功名的过程，以及儒教理想的人生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总而言之，朝鲜的汉文小说虽然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但反过来正是由于当时朝鲜社会的士人对儒教思想背景和立身扬名的积极态度，才创作出了有别于《红楼梦》等中国小说的作品。
作者简介：崔溶澈，高丽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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