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的历史功绩不能忘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曾经在文学史中以“编”或“章”出现的“抗战文学”，开始下降为“节”。这不仅失去了作为一个时代文学标志的历史地位，其专有的文学性质也被“战争时代的文学书写和选择”以及“抗战及四十年代文学”之类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题目所替代。尽管这种替代正在成为一些“重写文学史”者的“共识”，但“抗战文学”的历史功绩不能忘记。

　　首先，抗战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而是中国作家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以文学的形式开展的民族救亡事业，是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面对强大而残暴的敌人，中国作家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勇敢的战斗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强烈抗议日寇的野蛮侵略。10月15日，该联盟执委会又通过《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各方面地去攻击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打劫的野心。许多曾经追求纯粹艺术的作家也开始转向，诚如东北作家李辉英所说：“从前，我是迷恋着‘文艺作品是给人作消遣的’，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我醒了，从昏沉的梦中惊醒了，自己这样问自己，‘你该把这种抒写闲情逸致的笔调，转为反抗你的敌人的武器！’”他很快写下了《最后一课》、《万宝山》等小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一些已经成名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也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实际的抗日斗争，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在当时的文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抗战爆发不久，他毅然抛妇别雏，从日本秘密回国，不仅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还以空前的热情创作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话剧，用以鼓舞民心士气。茅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写出了“农村”三部曲和《子夜》等名作，是社会剖析派小说大师。抗战爆发后，他迅速投入到文学救亡活动中，很快写出了《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锻炼》等中长篇小说。巴金是一代青春文学的偶像，他的“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战前就在青年读者中广为流传。虽然战争打破了他正常的生活，使他不得不四处流亡，但在敌人的炮火下，他没有退缩，而是在战火中完成了抗战三部曲《火》。老舍被称作市民文学的代表，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他抱着生活上和文学上的献身精神，积极投入到抗日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他积极参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的具体组织与领导工作，出任总务部主任，处理文协总会大量繁杂琐碎的日常事务；另一方面，他热情提倡与抗战有关的通俗文学，并亲自写作了许多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此外，他还创作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以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抗战文学虽然少了一些艺术性，但有效地帮助人们增强胜利的信心，就凭这一点，就有了令人铭记的足够理由。

　　其次，抗战文学改变了“五四”以来反帝文学一向薄弱的局面，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两大文学主题真正确立并发展起来，实现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性汇合与变奏。

　　反帝反封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同时还是时代赋予近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两大主题。但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时代政治侧重点的不同，这两大主题的发展并不平衡。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中国人民尤其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变法、改革和革命，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但中国近代文学中直接表现反帝爱国主题的比较少，反帝意识也不明显。五四时期，一批漂泊异邦的青年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将个人的郁愤与民族的悲哀结合起来，创作了一些充满国耻之情的作品，如郭沫若的《牧羊哀话》、郁达夫的《沉沦》、郑伯奇的《最初之课》等。虽然这些作品表达了反帝爱国的强烈愿望，但由于数量很少，未能形成一定规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反封建文学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发展，成为五四文学最重要的标志。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以后，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有所增强，反帝救亡文学开始增多。茅盾的《暴风雨》、叶绍钧的《五月三十日急雨中》、郑振铎的《街血洗去以后》、王统照的《血梯》和《烈风雷雨》等，都以“五卅”事件为题材，表达了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愤怒抗议和声讨。但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反帝爱国主义文学主题随之被以阶级斗争为基本主题的左翼文学主潮所淹没。毫无疑问，打破这种跛足局面的正是抗日文学的兴起。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以救亡为核心的反帝文学大旗终于被高高举起，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和主题的文学创作构成了时代最为宏大的潮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谷斯范的《新水浒》、程造之的《地下》、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吴组缃的《鸭嘴涝》、巴金的《火》、陈瘦竹的《春雷》等小说以及艾青、田间等人的诗，都是在民族战争的激荡下诞生的，普遍表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反帝爱国精神的高涨，给当时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这些抗战文学的出现，使经历多年蹒跚的反帝文学终于迈出了坚实一步，完成了世纪文学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中国文学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章。不仅如此，抗战文学也开始了中国战争文学发展的新时代。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和主题的文学创作，在此后的70年里，不仅从未停止发展，而且形成了一个世纪性的创作现象。可以说，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再次，抗战文学的发展将中国新文学从城市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农村，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力，也以文学的形式推动了现代意识与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

　　“五四”的一个时期，中国新文学局囿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读者群多为中小知识分子，但抗战文学的兴起改变了这种局面。民间的生活与战争的需要，让长期生活于大城市的作家们对生活有了更切近的认识与感受，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不仅使普通老百姓改变了对新文学的看法，一些新的思想观念也逐渐为老百姓所接受。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们一旦服务于战争，就立即失掉了自己的声音，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而完全淹没于国家权威话语之中。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战争需要整个民族站起来的时候，民族意识的强化是必然的，但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意识形态淡化了，这反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事实上，人们在战时反而有了更为自由的思想空间。

　　比如，在抗战最艰难的年代，一群不甘做亡国奴的作家们，以《七月》为阵地，发表了大量鼓舞人们抗战热情的文学作品，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群体——“七月派”。这个群体的目标就是以笔为枪，打击日寇。但是在服务于抗战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与批判态度。丘东平在战争初期创作了《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小说，发表后被称为“抗日民族战争英雄诗史的一首雄伟的序曲”，其创作意图就是要唤起民族的战斗意志。但作者在惨烈的战火硝烟中追寻民族的伟力时，并没有轻易地“淹没于国家话语中”；相反，他通过对战争真实的体验、理解与认识，用独具的战争目光冷静地凝视着战争和挣扎中的人性与灵魂。也正因为这样，战争的神圣与怪诞，生命的庄严与荒谬，在他的小说中形成了强烈的冲撞，激起悠长的悲鸣。丘东平能对正在进行的战争做出这样深刻的思考，而艺术上又不违背反侵略战争的基本道德准则，确实令人惊叹。这样的作品失掉自己的声音了吗？没有。还有那些描写民众抗战的小说，虽以提高农民的民族意识、鼓舞农民的抗日热情为主要目的，但作家们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并没有消失。实际上，由于战争的原因，作家们不得不四处奔波，不仅更加密切地接触了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而且自身也备受生存之困，对民间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与体验。因此，作为乡土小说自身发展的产物，他们在战时创作的民众抗战小说，不仅继承了战前乡土小说的批判性，而且还从战争现实中提出了更需要关注的问题。读过这些小说，人们不能不掩卷沉思：一个这样生活着的民族，能够生生不息、持久不衰吗？即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们就能保证不再被人欺侮、侵略了吗？这些问题，有些是作家创作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并提了出来，有些则是透过客观的描写使人们感到了这种题中之义，但这种反思意识的出现，使战时的乡土小说进入了一个富有深度的层次，实现了启蒙与救亡主题在特殊语境下的变奏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文学并没有因为救亡而压倒启蒙，而是在救亡的同时重述、深化和充实了启蒙的历史主题。可以说，抗战文学在以文学的方式支持着民族战争的同时，也有力地播撒了关于人民解放的思想种子。

　　战争环境下，文学作品的质量确实难以保证，中国如此，苏联如此，美国也如此。但中国作家在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对历史赋予的反帝文学主题的热烈呼应，以及把新文学及新思想推向民间的努力，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敬重的。没有他们在抗战时期所从事的这些救亡活动，我们后人将多么遗憾地面对这段历史。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将于9月举行阅兵式纪念这一伟大胜利。那么，纪念首先应从铭记历史开始。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