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里短里，有更真实的历史

　　上海复旦大学，有一间特别的资料室——

　　近70平方米的房子里，摆放着许多与层高接近的书架，其间，是成千上万的泛黄纸张和文书，翻看时会发现，这里的资料几乎全都是手写的，有个人日记，工作笔记，单位账目，家书。

　　“这里的资料的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2000年前后，是2010年陆续收进来的。正式开始收集家书是在2012年，到现在已经有20万封了。”

　　这些资料的收集者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张乐天教授，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宝贝”。在张乐天的家中，他兴致勃勃地从一个纸口袋里掏出一叠理齐整的旧文档：“我再给你看一些好玩的东西。这是一批五、六十年代的法院卷宗。喏，这是离婚案，看这里，还有‘打砸抢’案。”

　　这位66岁的教授把这些旧文书统称为“社会生活资料”，这些资料，大多是通过废品回收系统收集来的。它们在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后被人当作“废纸”遗弃，可在张乐天这位社会学学者的眼中，它们依然有需要承担的使命：反映真实的当代中国。

　　2011年，在获得了学校的支持后，张乐天成立了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研究中心：“这些资料，需要有人去解读，才能发挥它们真正的作用。”

　　而那20万封家书，是这些资料里，解读方式最多元的一种。

　　“书信是人们心灵状态的资料，可以最准确地反映人与人的关系。要想准确地描述一种社会关系需要大量的细节，而书信是最好的指示器。”张乐天说。

　　这些家书，都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人都好奇，这些家书是如何被收集到的。

　　张乐天笑了：“我问你，如果你手上有一些信件，我问你要你会给我吗？”

　　答案肯定是不会。

　　“当一个人还保存着自己的信件时，他是不会把信件拿出来的。”张乐天说，“唯一能让我收集到这些信件的时机，就是当人们把这些信件当做废纸处理掉的时候。”

　　“所以这也就是信件最有意思的地方，一旦你能收集到，那么一定不会是一封，肯定是一叠，并且自成体系。”张乐天笑着说。

　　即便是每天都扫描、整理、阅读，张乐天说自己仍然无法穷尽这20万封信件。但他却始终乐此不疲。虽然与这些人素未谋面，可对这些信的阅读，却让张乐天“认识”了许许多多生活在“当代中国”这个语境下的普通中国人。而这些人，也因此成了张乐天最熟悉的陌生人。

　　从信中，张乐天认识了一个1981年在上海读书的女高中生，之后去了香港，写信给她在上海的姐姐：“她书写她独自在香港遭遇的世态，也书写她内心的喜怒哀乐。在香港，她还碰到了想要包养她的亿万富翁。”

　　从信中，张乐天认识了一对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上海夫妻。从小青梅竹马，两个人都是文学青年，所以信中引经据典总写得特别长，还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对未来也充满憧憬并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在那个时代的关键性“飞跃”——考大学中失败。后来女的分到了上海大厦做服务员，男的去了安徽务农。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跟着潮流男的就去了深圳办公司，因为曾经学过刻图章的手艺，所以就在那里给人刻图章。但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私刻公章而被抓了起来：“这些信件我已经整理出来，文字量超过了80万字。”

　　张乐天说，在他的收集里，有两个北京运输队的人从1959年到1961年谈恋爱的书信往来：“当时看到这个信我是被震惊到的。你注意看这个时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多人饭都吃不饱。在那么紧张的时期，这两个人却爱得那么热烈。虽然是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工人，但他们字里行间展现出的对于爱和美的追求，是非常动人的。”

　　书信里，是一个普通人的心灵史

　　“即便是我这样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读了这些信件后我也依然觉得很感慨。”张乐天说，“这些信件给出了一幅与大家心中那个年代的百姓群像，完全不同的图像。比如解放初期，现在人们普遍会觉得那时候的人是刻板的、革命式的、单调的、甚至有些傻气的。但这些书信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也许人们确实穿着一样的衣服，在公共场合说着同样的话语，但其实私底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创造着生活。他们的内心活动和通过他们的智慧所创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所包含的人性之美，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人们还有一种普遍观念，觉得好像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一旦结婚之后，就是责任为主，不再谈起爱情这件事。”张乐天说，“但这些信件却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不止一对夫妻，即便是结婚了，也有许多人依然爱得很浪漫，甚至到了一天不写信就受不了的地步。”张乐天说。

　　张乐天说，他每次读信，都能从中读出一些不同于时代群像的特殊性与个性。

　　在张乐天看来，这些图像，很好地补足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的变迁图谱：“上世纪50年代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上世纪60年代的领袖崇拜；改革开放时期开始追求物质的冲动和行为；上世纪90年代以后年轻人的彷徨和迷惘，以及背后他们内心追求真善美的底色，并非人们所说的‘垮了的一代’。这些信件清晰地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人们心灵发展的路径。而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会反思性地问，这条路径中的每一段，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估？这条路径走到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而这些信件，可以从中导出来自于实践的回答。”

　　张乐天说，读着这些信，他对中国的未来整体感觉还是乐观的：“年轻人，并没有像老一辈所说的那样是‘有问题的一代’，也不是媒体创造出来的那种漫画式的，极好或者极坏的形象。我所收集的信件里，最年轻的，是一个2000年在湖南长沙读初中的一个女生。应该是80后吧？她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了许多普通人所具有的美好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