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百家争鸣”

    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两次“百家争鸣”：第一次开始于春秋战国，结束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二次则开始于清末民初，至今仍方兴未艾。影片《建党伟业》所反映的大背景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可以说，正是这次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造就了中共的“建党伟业”及其“建国大业”。
 
    一、春秋战国开始的第一次“百家争鸣”。

    1、第一次“百家争鸣”的出现，受益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大转型和国家大分裂，当时名存实亡的“大周王朝”，新思想的产生发展，没有统治思想的束缚，也没有强权政治的压制。相反，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于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国家分裂反而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2、“治国方略”、“中国道路”的选择是“百家争鸣”的重点。
    受国家大分裂、经济大转型、社会大发展的影响，代表各阶级、各阶层的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家，广收门徒，著书立说，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一时间，儒、墨、道、法等学派纷纷涌现、不同政见争芳斗艳。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开始了。
    而这次争鸣的重点则是“治国方略”、“中国道路”的选择。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崇尚“礼乐”和“仁义”，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主张道法自然，“治大国如烹小鲜”，提倡“无为而治”。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即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并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由于这一学派符合中国当时的农耕经济和强化皇权的需要，所以，最受统治者喜欢。
 
    3、第一次“百家争鸣”的终结。

    这次“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她使知识分子的心灵和个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其主体意识和理性自觉得到了极大地发扬，从而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次“百家争鸣”还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的基础或雏形，其博大宏伟、精密深邃，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失去光彩。
    但此后的秦汉两代，为了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在思想上也实行“大一统”。先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有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伟大的“秦皇汉武”竟成了气势磅礴的“百家争鸣”的终结者。此后的科举制度、宋明理学，更是强化、神化了儒家的“指导思想”（相当于今天大陆的马列毛邓江湖思想）地位。“半部《论语》治天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明证。
 
    二、清末民初开始的第二次“百家争鸣”。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各朝各代便将儒家学说奉为“指导思想”，在儒家学说“一元化指导”下，两千年的中国思想界，除了少数如李贽等“异端”之外，大多都是“万马齐喑”。
    而这个局面，在清末民初终于打破，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开始了。

    1、这次“百家争鸣”出现的背景，和第一次的背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国家大分裂、经济大转型、社会大发展。
    首先是国家大分裂。1911年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独立”，1912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其法统又被袁世凯北京政府继承。袁世凯复辟败亡之后，到1949年，“墙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象一再发生。地方割据势力、土皇帝，更是数不胜数。即便到了今天，中国仍处于“一国两岸四地”状态。国家大分裂，客观上为思想大解放提供了自由空间。如《建党伟业》中的领袖们，即使喊了“革命万岁！”也不惧“跨省”。而今天大陆的“指导思想”对港澳台也是力有不逮。
    其次是经济大转型。清末民初，“牛郎织女”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工业化、专业化、商品化、城市化发展。尤其是一战前后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还两度出现了“黄金时期”。经济大发展为思想大解放即“百家争鸣”提供了经济和社会条件。
    再次是社会大发展，尤其是教育文化的大发展。自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教育文化也迅速近代化。新式学堂、留学潮、报刊杂志、学术团体、各种政党等，为“百家争鸣”提供了人才条件和发展平台。
    最后，鸦片战争后，“欧风美雨”随着西方的炮舰而盛行并影响中国。和历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不同，这次清末民初的“百家争鸣”还多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国际因素。首先，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给这次“百家争鸣”提供了素养；其次，中国近现代的“百家争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各派思想和势力中国争斗的反映；再次，近代的民族危机也催促国人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的方法。
 
    2、从清末民初开始，面对“千年大变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自己的救国、治国的主张：
    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魏源和后来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认为“中体西用”就可以救大清于既倒。
    而在此期间，受西方基督教和工业文明影响，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仁玕先后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两套方案。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维新变法运动，他们主张以德国和日本为师，实行君主立宪。
    而此时，孙中山革命派崛起，他们以民主共和的美国、法国为师，认定“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后，张謇、周学熙等倡导“实业救国”，并迎来了民族工业的“春天”。
    同时，陈独秀、李大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宣称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科学”才能救中国。一时间，西装革履、满嘴白话、言必称希腊的青年才俊和长袍马褂、满嘴“之乎者也”、言必称孔孟的老学究，时常PK，蔚为壮观。《建党伟业》中，辜鸿铭的旧学、陈独秀胡适的新学同场斗法，就是一个缩影。
    而正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人，在一战后还曾欣喜若狂，欢呼这是“正义的胜利”，但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却转而“以俄为师”， 急速向社会主义转变。并在两年后，这“南陈北李”竟然完成了“建党伟业”。
    1927年后，国民党蒋介石通过北伐战争，取得正统地位，企图建立“党国一体”的威权统治。而这既遭到了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中共的反对，也为立志向英美学习、“走中间道路”的民盟等人士不齿。
    最终，中共由小而大而强，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此后，马列毛思想逐渐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并以《宪法》形式加以巩固。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项规定也属于“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伴随着清末民初开始的第二次“百家争鸣”，中国从西方引进了无数的各色“主义”、“思想”， 建立过无数的政党、政权，也发生了无数次的论战、内战。这一切都结束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那么，是否就可以认定，这就标志着历时一个世纪的“百家争鸣”就基本结束了呢？笔者认为——
 
    3、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直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
    首先，今天的中国还是“一国两岸四地”。尽管港澳回归大陆中央政府，但是却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今天的香港，反对中共和中央政府的游行示威如家常便饭；支联会、国外人权组织、民运份子甚嚣尘上；各种报纸的“怪论”照样怪，骂中央、骂中共照样骂（邓大人生前有言：“共产党是骂不倒的”）；郑经翰的炮火一样猛，长毛梁国雄特立独行也“涛声依旧”。至于台湾，其自由、法制、民主更日臻完善，甚或可给未来的中国提供一条不同的道路选择？此外，还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他们运用各种媒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参与和影响这次“百家争鸣”。
    其次，即使在大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随着“思想解放”而不断“与时俱进”的。从中共毛泽东的“一大二公”式的社会主义，到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式的社会主义。从《交锋》、《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发行发表，到“大长敌人威风”的“韩寒现象”、“南都现象”。当今国人中，既有毛泽东、华国锋的拥迈，也有胡耀邦的粉丝。以及左、右论坛，各放光彩。这些不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