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与刘少奇的崛起

    历史背景

    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

    "左"倾路线危害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我们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右倾错误路线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我们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延安整风的历史条件

    思想动员阶段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我们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
 
    基本过程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拉开了帷幕。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运动按毛泽东的部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思想动员阶段（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做了思想动员。
 
    整顿三风阶段（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做出明确规定，从此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以反对。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总结学习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
 
    总结经验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六大以来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
　　当时，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毛泽东也做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六大以前

    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大家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深远影响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大事记延安整风运动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个学习竞赛。
　　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编了《六大以来》一书，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和研究。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行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整风运动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卒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指导和推动了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整风。
　　1943年下半年，毛泽东又领导纠正了延安审查干部运动中反 特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1943年10开始，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总结提高阶段，即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的阶段。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 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和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六 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贡献，公认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六 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中
 
    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不点名地抨击遵义会议前王明在共产党内的专制统治：
 
　　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
 
　　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开创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气氛：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
 
　　刘少奇在做这篇报告时，大概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在一条比王明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左路线肆虐下，他本人也会成为“家长式的统治”和“封建的秩序”的牺牲品，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之死后连骨灰都不肯交还家属！
 
　　从莫斯科、上海到延安窑洞
 
　　中共早期的领导核心是在国内大城市，从上海到武汉，1927年后又秘密回到上海。对于农村“武装割据”这个概念，熟读《毛泽东选集》的人都知道它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关键;然而，潜伏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们从小洋楼或亭子间望去，总担心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正道。大知识分子陈独秀就讥笑过“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更加确切地说，在教条主义者眼中，当时党的领导核心也不在上海，而是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像国共合作这样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上作出的。中共领导人犯了错误，通常会被共产国际勒令去莫斯科“学习”。长征途中幸好中央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络中断，才有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党的领导核心终于转到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然而，这种权力重心的转移也非一帆风顺。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兼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飞抵延安。虽然他没有在国内做过多少实际工作，却咄咄逼人地对毛泽东的抗战策略提出诸多指责。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有中央“第二政治局”之称。毛泽东曾经感叹，自己的意见出不了窑洞。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错误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考却操心得太多了。”这里的“别人”明指国民党，暗指苏联。共产国际指示王明不惜牺牲中共利益也要维系蒋介石抗日，就是想避免日本对苏联构成威胁。但此时的中共毕竟已是一个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和庞大的农村政权的成熟政党，忽略“自己的事”的领导人必然走向失败。何况，在王明回国后，毛泽东便派遣任弼时驻共产国际，与长征后即去莫斯科的王稼祥联手，说服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路线。1938年秋，王稼祥回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最新指示：
 
　　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至此，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已成定局。刘少奇在1943年初出任毛泽东第一助手前后所做的，就是乘势推进延安整风、在思想上实现高度统一，筹备“七大”、在组织上建立高度集权，从而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推向党内空前绝后的至尊地位。
 
　　提议设立党的主席
 
　　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1943年刘少奇到延安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站在延安往后看，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右的或左的路线斗争中的历史功绩，是非常必要的;但往前看，如果把话说得太满，就会在驱逐了莫斯科的洋教条后，形成本土化的新教条。在这里，饱学深思的刘少奇未免有些急功近利。
 
　　诠释“民主集中制”
 
　　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刘少奇则是一个严谨的工程师，最善于把毛泽东诗意的构想付诸实践。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人魅力和威信，随意性较强，不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而平日不苟言笑的刘少奇，最大优势就是建章立制和慎密的组织工作。毛、刘的性格互补，奠定了中共20多年的政局稳定。
 
　　在列入延安整风22篇必读文件的《论党内斗争》一文中，刘少奇庆幸中共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影响。诞生于启蒙运动故土的社会民主党，容许党内不同政见和不同派别的合法存在。而中共的组织原则恰恰相反，它脱胎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理论上来说天衣无缝，在实际操作中却总是一头扎向集中。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尖锐地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刘少奇显然是偏爱这种“集权”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反复阐述过的一个观点：对于上级决定“不论对与不对都要服从”。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呢?刘少奇的理由是：第一，究竟是上级、中央错了还是你自己错了，还需要时间检验;第二，即使上级或中央真错了，恐怕也是“个别的局部问题”的错误，就此引起党的分裂是不对的。“即使他在其他某些政治问题上是对的，也绝对不能抵偿他破坏组织的大错。”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其一，“要求在党内进行讨论，而这种讨论开始也只能在一定组织的范围内进行，超过组织范围的公开讨论，必须有组织的决定，不可自由的在党内发表与组织相反的意见”;其二，暂时照错的干，在实际工作的每一步骤中去说明这种错误，去说服别人。
 
　　然而，如果上级、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错误不是“个别的局部问题”，而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比如是发动“文革”那样的决策，这种全局性的错误又不可能在“实际工作的每一步骤”中加以纠正，该怎么办?如果上级拒绝组织对不同意见的讨论，甚至把一个政治局委员(如解放后的彭德怀)给中央主席的私人通信也说成是“反党”行为，又该怎么办?饱学深思的刘少奇又一次失算了。他在苦心孤诣维护党的团结的同时，也堵塞了从组织上改正那些错误而专制的路线的可能性。
 
　　刘少奇曾经以赞赏的口吻说过：
 
　　最好的党员，即在他最危险、最紧急的时候，他的行动，都是有组织的。如澎湃同志在遭反动派枪决时，还和其他的同志共同商量好了大家叫的口号。他的行动，到最后一分钟，还是有组织的。
 
　　酷爱“秩序与组织”到了如此地步，就难怪刘少奇在“文革”突然袭来的时候竟然坐以待毙，没有勇气和胆略把同样受到“文革”冲击的超过半数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织起来，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中央文革”，改变错误决策，从大处说去挽救党和国家，从小处说也是捍卫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这真叫人感动而又悲哀。
 
　　反对“斗争会”，推崇“坦白反省”
 
　　刘少奇在王明掌权的时候曾经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整人的一套做法深恶痛绝。在《论党内斗争》中，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当时在党内流行的所谓“斗争会”：
 
　　这种“斗争会”是预先布置好了的，主要的不是为了检讨工作，而是要打击某某人，不是首先“对事”而是首先“对人”斗争……所谓“斗争张三李四”，目的就是要打击某某犯了错误的同志。“斗争会”的实质，是一种同志的审判会……而且在每一次“斗争会”对被斗争的人，大多数必有组织结论。
 
　　他恳切说：
 
　　党内斗争并不是讲话的声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齿露出来愈长就愈好。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处罚用得越少越好，甚至不用最好。不能用组织手段来强行求得思想统一。
 
　　延安整风后期转入“审干”，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有恃无恐地搞了个“抢救运动”，以逼供信的方式把大批无辜干部打成特务、托派、反革命，使延安一度人人自危，有些人悲愤自杀。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谴责用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党内的同志，从心底里看不起“党内斗争中没有正确立场的‘打手’”、“嗜好斗争的‘斗殴家’”。不过，对康生，他投鼠忌器，只是巧妙地提出一个疑问：“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呢?”
 
　　什么是党内斗争的正确办法呢?刘少奇所激赏的,是延安整风中在部队出现的一种“反省会”或“坦白会”：
 
　　战斗员、班长、排长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中间反省到连长，你那一天打我、骂我，我心里很不高兴，那一件事怎样怎样……甚至有的讲我想逃跑，想在火线上捣你的鬼，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了。这一讲，连长、指导员吓了一跳，心想还有这样的事。连长、指导员又作了自我批评，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这样连长、指导员就和士兵接近了一步。
 
　　“坦白反省”会与“斗争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把外在的处罚变成了内在的反省，把铁的纪律变成高尚的觉悟。这就是他那篇著名的整风文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立足点。“修养”的对象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刘少奇希望他们能体察下情，发扬民主作风;但更多地是要求普通党员和下级：
 
　　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屈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
 
　　刘少奇推心置腹地说，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经受住了党内斗争的考验，才是党性修养到家的表现。看来，“文革”中把这部“修养”概括为“驯服工具论”，是相当准确的。
 
　　一位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的干部、解放后当过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的刘晓回忆说，他曾经整整十天十夜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接受两个人一组“车轮战”式的审问。他们还拿枪指着他说，国民党包围边区，形势紧张，不允许拖延。刘晓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的心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立刻想到的是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少奇同志在该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冤枉误会。我若真的被枪毙了，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要经受得住这个冤枉误会，何惧之有?
 
　　一年后，刘晓恢复了自由，尽管在组织结论中留了一条尾巴，他还是心情愉快地投入了新的工作。在“文革”中，他再次被打成“苏修特务”，母亲被逼死，父亲哭瞎了眼睛，儿女一疯一傻，妻子过早地辞世。
 
　　翻开一部党史，我们见到过太多像刘晓这样不知名的或知名的好党员，他们以“宽大、容忍和委屈求全”之心对待领导，却没有换来领导的民主“修养”，反而使冤枉误会闹得越来越大，不可收拾。
 
　　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式“修养”的致命缺陷。他要求党员干部对上讲集中、对下讲民主，这完全是一种过分依赖完美人性的设计;制度的设计恰恰要倒过来，有一套完备的制度对上能要求民主，对下能保证集中。他推崇“慎独”的人生境界，而不是权力的制衡。这与历史上儒家把社会的理想状态寄托在人性的改良上一脉相承。刘少奇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党员的党性上，希望党员都是“今天世界上一种特殊的人物”，具有“最高的人类道德(大同，四海皆兄弟，互助互爱，无虚假，一切为人类，不自私，公平，忠恕)”。今天，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人性或党性的假设常常是靠不住的，对普通党员和下级干部来说是责之过苛，对权力不受制约的上级领导来说又近似与虎谋皮。
 
　　“修养”与“抢救运动”相反相成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几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翻版。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
 
　　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问薄一波：“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好，你读过没有?它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延安整风无疑是一场伟大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运动。党的“七大”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对此，刘少奇都贡献巨大。然而，结合此后“文革”的惨痛教训，也无庸讳言，刘少奇在为“离经叛道”苏联经验的毛泽东思想奋力奠定主流地位后，也开启了新一轮的思想僵滞，埋下了“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邓小平语)的种子。日后在“四清”运动中，毛主席竟然对刘少奇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就不奇怪了：“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是我在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听到的最沉痛、最深刻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