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刘少奇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刘少奇曾长期从事党的工作，对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对丰富和发展党的建设理论，作出过重大贡献。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包含着多方面的丰富内容，本文着重就其中的六个主要方面，作一些初步研究。

　　一、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

　　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刘少奇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大量论述中，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多，份量也最重。刘少奇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①“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②。他反复论述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党的事业的关系，强调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只有掌握这个武器，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党的事业的胜利。

　　刘少奇较早认识到建党初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薄弱状态，并且在许多著作中作过分析，提醒全党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他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说：“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③后来又说：“中国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与艰苦的工作精神，是很可钦佩的。然而我们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关于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上的准备是很不够的”。④“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⑤他深刻分析了我们党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不象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⑥第二，“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 ⑦第三，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初期，革命导师的大部分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而且，他们的著作一般都是结合欧洲的社会历史情况论述的，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党员能读马列原著的并不多，即使能读也很少能读完。第四，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另一种是过分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后一种倾向，在党内一个时期，曾经成为主要倾向，这也严重地妨碍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提高。

　　刘少奇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付出了艰苦努力。特别是对我们党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早在１９４３年，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就开始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１９４５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

　　第一，党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和经验积累，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刘少奇说：“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⑧这个“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是在我们党丰富的革命经验基础上产生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规定适合环境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变更。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而是由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去求得。在工作时，他们不拿书本上的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刘少奇认为，在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最深厚的基础，是党领导下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是全党同志在革命斗争中所提供的思想资料。毛泽东本人对这个伟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刘少奇说，毛泽东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修养和最大的理论勇气”。 ⑨他“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10]

　　毛泽东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指导文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11]

　　第二，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内容。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准确而科学的定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2]

　　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了高度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它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13]

　　刘少奇概括的这些内容成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作出新的概括的重要基础。

　　第三，刘少奇号召全党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在党章总纲中确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14]

　　七大以后，刘少奇多次要求全党同志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作用，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他提出，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进行工作，“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他要求，“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15]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刘少奇指出：“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里讲的“统一把握”，实质就是要我们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践证明，真正实现这种结合并不容易。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犯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刘少奇说：“教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16]他一贯强调，学习理论，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院式研究，又要反对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错误。他认为，离开实践的理论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这是错误的，应该反对，但不能因为怕犯教条主义就不学习。不学习就要犯经验主义。共产党员“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犯经验主义，又不犯教条主义”。[17]

　　刘少奇还着重指出，思想理论建设不能一劳永逸，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在不断向前发展，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也在不断向前发展。现在，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已经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内外环境和形势任务的变化，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对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工作绝不能有丝毫的忽视和放松。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这是党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作出的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借鉴刘少奇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把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并且同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紧密结合起来，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上来。推动全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实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

　　二、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创立

　　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是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特别突出的贡献。他对这一问题论述得最早、最全面、最深刻，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共产党员党性锻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刘少奇深刻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共产党员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各种旧思想、旧习惯、旧传统的影响。为了保持党的纯洁，共产党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和改造。刘少奇指出：“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18]

　　共产党员如果不进行修养、改造，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刘少奇很有远见地告诫全党：“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19]刘少奇鲜明地提出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要求。他强调，为了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等。

　　刘少奇正确指明了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第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第二，要特别注重实践锻炼。“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19]刘少奇对共产党员如何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地倾听同志们和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仔细地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检验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否正确，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而加以纠正，去改进自己的工作。”[20]第三，要健全党内生活。学习、提倡并发扬党内一切好的模范和正气，积极赞助一切正确的主张和意见，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一切坏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严肃党的纪律。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特别要注意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二是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

　　三是牢固树立党的观念，不断加强党性锻炼，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利，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共产党员修养的过程，说到底，是改造世界观的过程，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21]这样的过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江泽民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这是新时期党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新发展。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不折不扣地落实好这些要求。三、关于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理论刘少奇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党内产生矛盾斗争的原因、性质，提出了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曾讲过，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刘少奇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具体分析了党内产生矛盾和斗争的深刻根源。他说：“由于剥削阶级的影响，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由于工人阶级本身有不同的阶层，由于我们党员社会出身的不同，所以在我们党内就产生各个党员间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别，在观点、习惯、情绪上的某些差别，产生党员间在世界观和道德观方面的某些差别，而且也产生党员间对于事物、对于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之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处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刘少奇指出：“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来源，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党内矛盾在认识上也有其根源：由于每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党内有些同志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而有些同志则是主观地、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因此，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刘少奇说，由于每一个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斗争”。[22]

　　刘少奇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混淆党内斗争性质的严重教训，对党内斗争的性质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23]这一论述揭示了党内斗争的内容和实质，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指明了方向。

　　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是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纪律，提高党的威信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刘少奇指出，“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23]

　　“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及做组织结论。”[24]要采取讲道理的办法，讨论的办法，说服的办法，通过教育，启发党员的自觉性来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刘少奇认为，党内只有“真正负责地、正式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去揭发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一切坏的现象，从而加以改正和清除”[24]，才能使党的团结得到巩固和发展。当然，在对同志进行批评时，要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不要全部否定。刘少奇说，一定既要指出他们的错误、缺点，又要肯定他们的成绩、功劳、长处和正确的地方；批评要采取适当的态度和方法，切实掌握好尺度，避免矫枉过正或轻描淡写；批评要抓住别人错误的中心，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不要枝枝节节地搜集人家许多现象或似是而非的小事。负责的批评还应体现在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教育别人。只有自己首先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纠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场；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才能完全矫正别人的不正派。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本人，能否带头做自我批评，对能否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只有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本人，诚心实意地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并且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党内的批评风气才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如果领导者自我批评搞不好，党内批评就会流于形式，也很难收到好的效果。

　　四、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理论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早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中，刘少奇做了大量工作，他所论述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理论。

　　刘少奇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运用。他第一次明确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25]这种制度正确地反映了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党的中央和各级组织同党员群众的关系。刘少奇说：“党的组织结构的具体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党是有组织的，有组织系统的。党内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但是党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个人的领导。因此必须要有民主，然后才能实现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便是把大家的意见和力量集中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意见和统一的力量。”使党的领导工作富有生机和活力。

　　正确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刘少奇指出，在党内，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而没有集中，就不能真正实现民主。两者是紧密联系，互为依存的。根据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刘少奇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涵义，“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26]

　　他要求在党的生活中要创造民主的气氛和条件，引导党员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使干部有民主修养，在行动上作出表率。对于不同意见，要允许暂时保留，等待党员思想觉悟提高，以利于统一认识。在谈到党的集中统一时，刘少奇说：“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有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只有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党的集中统一才能真正加强。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不善于发扬民主，不善于倾听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不善于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是习惯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这些论述，从理论上透彻准确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根本上划清了它同不讲民主的“家长制”和反对集中的极端民主化的界限。

　　刘少奇还对普通党员群众和党员负责干部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党员对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组织没有改变之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中央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散布不信任、不满意以及反抗的情绪和意见，不允许党员自行其是，妨碍党的统一意志。刘少奇指出，有人以领导者能力强弱、职位高低、资格深浅以及要“正确”等等为服从条件，是完全不对的。刘少奇着重强调了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他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领导者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而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必须引以为戒。刘少奇还认为，党的领导者应当有民主的作风、平等的精神，应当成为服从决议、服从多数的模范。１９４４年，刘少奇在《关于建设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同志学习毛主席的工作方式。他说：“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工作方式，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好久，他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发生了一个问题，或者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决定，他先不马上开会，而是先找这个同志谈一谈，找那个同志谈一谈，尤其是要和到会的同志先谈。他先要问一问，征求一下意见，要同志们去多想一想，如果有不同意见，那就再考虑，酝酿几天，有时候酝酿几个月。等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真同意了，赞成了，然后才开一个会通过。这个通过是真的通过，而且这个会开得也非常简单，很快就把问题决定了，不在会议上辩论。如果事先不酝酿成熟，在会议上辩论很久，解决不了，结果时间也耽搁了，人们的精神也疲劳了，事情也没有搞清楚，即使马马虎虎决定了，将来执行起来也要出毛病。”这段话，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深受启迪。[27]

　　民中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极为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２０年，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同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紧密衔接，相互促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以后，概括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十六字方针，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是对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五、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

　　刘少奇高度重视党的干部工作，对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干部管理等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深刻指出：“我们党的干部问题，实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他认为，事业成败关键在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因为他们对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负有更重大的责任。

　　刘少奇一贯重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他在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着重指出：干部缺乏理论是很大的弱点。“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中国党如果没有很多的理论干部，就不可能领导这样大的国家达到社会主义。”[28]他还说，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愈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愈高。[29]

　　面对党执政的现实，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水平和能力，刘少奇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需要有更高的理论、政治和知识水平，需要更加民主的作风，需要更加讲究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他说：“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们学习得愈多，就会领导得愈好。”[30]刘少奇要求党的干部，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防止搞特殊化。他说：“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都不要脱离工农基本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他认为，党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党员和干部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地联系和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少奇始终用“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31]的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针对党的一部分干部居于一定的领导地位、掌握一定的权力之后，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发生的变化，刘少奇尖锐批评：“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32]刘少奇谆谆告诫：“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33]刘少奇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干部。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领导全国政权的需要，党的干部的种类、干部的工作特点，都与执政前有很大的差别。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指出，党要管理好自己的干部，既要有政治眼光、战略思想和原则精神，又要有深入、细致、耐心的工作。他认为，为了防止党的干部脱离人民群众，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除了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用整风的办法批判特殊化的思想、特权的思想，克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外，还要尽快地制定一种人民群众监督干部的制度，干部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他主张，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要有一定的限制，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能做的事情有多大的权力，都要有个规定。

　　毛泽东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１９５６年出现波匈事件时，他又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很不稳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睡大觉。江泽民明确提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点。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努力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

　　六、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活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科学领导方法。刘少奇在与全党创造性地执行群众路线中，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概括，做出了贡献。

　　刘少奇把群众路线提到党的根本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34]共产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代表人民而制定的。党的一切组织，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善于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这样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得到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又是同党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着的。刘少奇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求是”。一切工作都必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都必须依靠由上而下的方法和由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离开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离开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任何少数人的领导都不会是正确的、有效的和巩固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刘少奇指出，群众观点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党的一切事业都是群众的事业，都是为了群众，为了人民，我们做工作就是为群众服务。这个思想观念应该贯彻到我们每一个同志的一切工作、一切言论、一切任务中去。刘少奇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说：“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35]刘少奇分析了党执政以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认为，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对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实践党的宗旨，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可以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大力宣传和贯彻党的指导思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利的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脱离群众，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执政后，党同人民群众的矛盾突出了。如何解决好这个矛盾，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面临的新的考验。

　　刘少奇把群众路线理论具体地运用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党群、干群关系问题上，明确指出，党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也就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刘少奇还提出了“执政党要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进行建设”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尽管我们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可能没有错误。因此，要十分重视群众的监督。在党的八大上，他提出把“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作为判断“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势。”现在，我们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总的是好的。但我们要时刻警惕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和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特别要毫不放松地坚决抓好反腐败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只要我们坚持把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统一起来，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动摇，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我们就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推向２１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