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原因新探

    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一场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思想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毛泽东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这两者均根源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据此笔者认为，开展这场运动的初衷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莫斯科的瞎指挥不满，对中国共产党内迄今为止仍然普遍存在的迷信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莫斯科的思想情绪感到忧虑。他要通过整风运动重新调整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全面摆脱“国际指挥中心”，彻底排除其对中共政策的干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政治路线。对于这一点，史学界论述较少，本文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党内发生的“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在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成立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确实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正因为如此，中共与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非同寻常。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确定：中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表明，共产国际（实际是莫斯科）与中共的上、下级关系被正式确定下来，中共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作出的一切决定，共产国际则应当积极指导，并从各个方面帮助中共。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系列“左”、右倾错误，都与忠实地执行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极大的关系。

    1、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发生发展与苏共和共产国际有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激烈反对。1922年4月，陈独秀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并提出六条理由。7月，马林正式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认可。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这一指示，陈独秀仍持反对意见，但他又表示，如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服从，但共产党对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1］中共只能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1923年1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党下达的第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一个错误的论断：“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2］这一论断为陈独秀所接受，并逐步形成了“二次革命论”。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当年，发生了两起突出的事件，一是戴季陶公开发表排共反共的文章，二是反共的西山会议的召开和西山会议派的形成。这两件事引起了一些中共党人的注意，如陈独秀等，他开始意识到莫斯科提议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存在某种弊病，认为共党人此时应考虑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联合”的方式继续国共合作。莫斯科则不这么认为，斯大林虽意识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却又说“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因此斯大林和共产党国际提出“保持国民党统一的政策”，也就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此外，斯大林既不赞成将右派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也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正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以“上级”的身份对其“下属”中共党内出现的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予以严厉的批评，由此导致了在国民党二大上，中共作出自愿放弃在国民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两项重大的政治让步以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中共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全面地接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与此同时，一直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视为“革命领袖”的蒋介石却备受青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前一个星期，斯大林本人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说：“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是他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此外，右派同张作霖的将领有联系，他们很善于瓦解这些将领的士气，使他们带着全部家当不动一枪一弹倒向革命方面。他们同富商也有联系，他们可以在那里筹措资金。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后再扔掉。”［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虽不得不承认“利用右派”政策破产，但仍没有改变对国民党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斯大林说：“保持国民党的统一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这个政策应当代之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4］显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仍建立在对所谓“左派”而实际仍为“右派”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人的幻想之上的，再加上中共五大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在根本观点上有着尖锐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不为党内大多数人所明白，因而导致在重大问题上的模糊性，致使得中共五大没能解决任何紧迫问题。历史已证明，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策的错误，使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得以产生、发展并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中国革命从胜利必然要走向失败。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拒不承认政策的错误。还把责任推到中共中央的身上。时任共产国际书记的布哈林说：“在最近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顽固地抵制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党的政治局则公开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5］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相反，由于陈独秀最终都在莫斯科的批评和反对下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服从了共产国际，这才是中国革命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2.中共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都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干预下发生的。

    在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莫斯科不得不承认现实，于是决定改变支持武汉国民党和政府的政策。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立即退出武汉政府，并谴责武汉政府的反共反革命行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错误，撤换犯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改组党的机构，并派30岁的罗米纳滋和25岁的纽曼来华接替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工作，着手解决上述问题，这才有“八七”会议的召开。当“八七”会议召开之时，斯大林并未要求中共立即组织武装暴动，甚至对南昌起义能否成功将信将疑。斯大林要求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继续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尚未进入“苏维埃阶段”。他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说：“当然在中国也谈不上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环境中苏维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6］当南昌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各地秋收暴动的相继爆发，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斗争与倾扎等情况出现后，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感到中国革命应该进入“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在1927年9月27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会议上说：“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明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获得进展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7］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纳滋提出“左”倾的无间断革命论”和片面强调工人成分及实行惩办主义的主张，这些均被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毫无保留的接受了，导致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出现，但不久就破产了。尽管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实际上来自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但停止盲动主义也来自莫斯科的。1928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了斯大林、布哈林亲自参与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首先点名批判了罗米纳滋的所谓“无间断革命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8］认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9］同年4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决议案，并基本上接受该决议案的精神，停止了所有盲动主义的暴动计划，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结束。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停止，不过，由于全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而且只是在共产国际的外在批评停止实行的，莫斯科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邀请中共党的负责人去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但大会远没有达到使中共党内思想统一的目的。之后不久，又召开了共产国际六大，正式提出后来被证明是“左”倾的第三时期理论，并且还认为进入第三时期后，各国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右倾和右倾调和主义的倾向。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指示中共党：“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事态的发展方向是近期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的省份。”“党面临的任务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和聚集力量，以便迎接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决战。”“必须集中精力组织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动中心。”［10］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为李立三等人所接受，逐渐形成了中共党史上以“立三路线”著称的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理论和政策。以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行动虽然被共产国际所制止，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六大以及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政策。六届三中全会告同志书中，继续认为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就是明证。

    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处理是比较合理的，但共产国际大为不满，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出李立三犯的不是个别错误，而是路线错误，不可能不导致敌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这一做法，其目的是反李、打瞿、扶王。1931年，在米夫的直接指导和控制下，王明等人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历史已证明，以纠正立三冒险主义为口号而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但未能真正达到纠“左”的目的，反而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奠定了基础，导演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给中共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更大的灾难。

    3.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直接源于共产国际。

    抗战爆发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形势的需要，也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和莫斯科的看法一致，但在如何促进统一战线的实现方式上，彼此的看法却有差别。1937年中共在陕北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强调两点：一是在军事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二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正是这两条，不但在中共党内引起了争论，也同莫斯科的意图发生了冲突，同年9月下旬，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醒中共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问题上不要提出过“左”的口号和要求；要坚持以现有的国民政府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不要设想建立各党派的政府；要树立长期合作的思想，不要作一时的打算和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对国共合作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这些观点，正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来源。王明回国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出的报告就是明证。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一切服从抗日。”应当承认“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要分裂军队的统一。”等［11］

    二、毛泽东同志曾为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进行过多次抗争，但效果不佳

    在第一次大革命末期，中共党出现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开始了艰苦的抗争。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但遭到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批判，说该文的观点是幼稚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同年底，他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一文，这与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段》一文相对应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分析，从理论上引出他的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即以农村革命为主，而以城市革命为辅的认识，毛泽东在文中不胜感慨地说：“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12］1927年初，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这篇文章虽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但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滋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建议，不让大家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13］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认真地进行了反思，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尖锐地指出：“以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4］秋收起义受挫后，他立即改变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率部队向农村进军，这在突破俄国革命模式、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上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不断受到“上级”的各种干扰，出现了1928年的湘南失败和“八月失败”。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文中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里面。”他还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5］这些是他对“国际指挥中心”发出最明确的挑战。他的上述这些认识，犹如空谷足音，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最让他头痛的是毛泽东发出上述呼吁不久，莫斯科便将王明等人强加给中共中央，从而使中共党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此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对毛泽东主持的中央苏区的批评全面展开。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除非、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来反对；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1932年10召开的宁都会议，彻底的解除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这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得以破天荒地独立自主地作出重大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电讯联系的突然中断，莫斯科无法直接干预中共内部事务。但是，遵义会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莫斯科和中共的关系，也没有完全打破中共党内存在的对莫斯科的迷信心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委派潘汉年、陈云赴苏，向莫斯科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情况，汇报遵义会议的结果，以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就是最好的证明。西安事变发生后，莫斯科大加指责张学良，而中共却继续支持他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出现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采取了暂时容忍的态度，一方面等待实践来教育广大干部，另一方面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他们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支持，从而使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得以成功召开，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真正得到巩固，并且在这次会议上公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然而，1940年3月王明在30年代初写的一本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延安再版，再版序言里说：“有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同年12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但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的高级领导干部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上的错误。1940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和莫斯科先后围绕皖南事变和军事援苏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切更加使得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必须通过一次教育运动，彻底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全面摆脱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已经十分必要。

    三、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和援助中共，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很少顾及中共的利益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推广在全世界俄国革命的经验，欧洲不少国家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一度出现革命高潮，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这就大大出乎列宁的意料，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却继续高涨，因而苏俄和共产国际开始关注东方各国人民的斗争。1920年列宁起草了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俄布尔什维克党、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开始直接介入中国，帮助中共党成立，推动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初步胜利，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反共暗流也迅速发展起来，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关心这一点，反而压制中共，反对将右派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也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还提出关于“保持国民党统一”及“利用右派”的政策，致使蒋介石的和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得以取得成功，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召开八七会议，严厉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借以推卸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责任，继而，共产国际和罗米纳滋提出来了“无间断革命”论的“左”倾盲动主义方针，为以瞿秋白为首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毫无保留的接受，导致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出现。这次“左”倾纠正不久，共产国际六大召开，提出来了后来被证明是“左”倾第三时期理论；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开始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唆使下强行收回中东铁路，这三件事发生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中共党开展反右倾和右倾调和的倾向，另一方面要求中共中央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立即开展“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斗争，这就促使中共的政策迅速“左”倾，出现以李立三为代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也为后来反李、打瞿、扶王埋下了伏笔。自大革命失败以来，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并不重视，他所重视的是中共中央是否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是否忠实地按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旨意办事，这是莫斯科决定派米夫冒着生命危险来华，扶持王明上台的重要原因。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意、德、日的崛起，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这对苏联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苏联的国际利益和适应苏联外交的需要，斯大林一方面开始与法西斯主义有矛盾的国家建立关系，另一方面要求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改变政策，“第三时期”的理论已经过时，下层统一战线的过“左”政策必须抛弃，并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正式提出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为和平与捍卫苏联而斗争。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指示，着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日本侵华加剧，特别是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使斯大林深感到苏联的国家安全，特别是远东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斯大林认为，要确保远东地区的安全，最关键的一条是促使中国起来抗日，牵制日本，使之无力进攻苏联。由于中共和红军的力量弱小，斯大林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身上，认为只有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才能拖住日本。因此，从1936年起莫斯科开始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到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身上，千方百计的改善同南京政府的关系，竭力讨好蒋介石。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立即遭到莫斯科的严厉批评，把张学良与汪精卫等同起来，还说“张学良兵变是德日协定签署的直接后果”。［16］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出现，皖南事变和军事援苏等问题上发生争论，均与此有关。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破除对莫斯科的迷信，目标基本达到，这也为后来中共更加独立自主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上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89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79—585页。

［3］《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74页。

［4］［6］《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04页，第321页。

［5］《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第50页。

［7］《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35页。

［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辑，第42页，第43页。

［10］《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88—90页。

［11］《王明评传》，第300—303页。

［12］《中共党建史1921—1949》，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年2月第一版，第161页。

［13］［15］《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139—140页，第221—222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页。

［16］《文献研究》，1986年第6期，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