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特别报道《根据地》:从《固临调查》到大生产运动

    脍炙人口的《军民大生产》的歌曲创作于1945年春天，表现的是根据地大生产的场景。大生产运动解决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给养和各个根据地的经费问题，帮助根据地度过了难关、坚持长期抗日。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与一次鲜为人知的调查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档案室，穿过两道防盗门，记者终于看到了工作人员从保险柜里拿出的国家级文物：一本纸质的《固临调查》。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专家告诉我们，《固临调查》现在存世的不超过五本。这样一本看似不起眼的书，却与后来各个抗日根据地全面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密不可分。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表示，经过两个月的调查以后，写成了这份固临调查报告，并受到党高度重视，决定在边区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甚至在整个抗日根据地，都要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这本调查报告，其实来自于群众的一句骂声。事情还得从1941年6月3号开始说起，这一天延安天气不好，雷电交加，在这一天发生了一起影响深远的“雷击事件”。

　　当时延安最热闹的地方——延安新市场，一个安塞县的老农民在市场上买东西时，拴在木桩子上的驴被雷打死了。老农就在那儿又哭又骂说，老天爷瞎眼了，你咋不打死毛泽东，你为啥打死我的毛驴。当时的延安干群关系很好，从来没有听说过骂领导人的事情。这个胆敢骂毛泽东的农民被延安保卫部门抓了起来，要予以严惩。但事情报上去以后，却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了解到，当时在场的群众并没有制止这个骂他的农民，而且紧接着在延安的另一个县也发生一起类似的事情。这让他意识到，问题并不简单。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介绍，毛主席就一边踱步一边思考，为什么叫雷公打死我毛泽东，他和这个老头又不认识，无缘无故，他为啥骂他啊？他想是不是我们的一些政策失误了，群众借雷电发牢骚，给我们政府提意见了。毛泽东指示安保部门，马上放人，不要为难骂他的农民。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关键问题是，要搞清楚群众的怨气到底从哪儿来。

　　李卓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1941年9月，李卓然率领柯华、秦川等六人为主的调查小组，赶赴固临。调查地点为什么会选在固临呢？今年已经97岁的何载老先生，当时担任西北局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曾经协助参与过固临调查，他给我们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固临县在延安的东南，即现在的延长县和宜川县一带，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经济条件在延安属中游。调查组成员走遍了两个区、四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情况，到每家每户去谈，叫什么名字，种了多少地，秋粮打多少，夏粮打多少，负担多少，你对共产党还有什么意见等问题进行深入了解。

　　调查组在固临一共蹲了两个月，他们究竟了解到了什么情况呢？《固临调查》参与者何载老人回忆说，因为人员增加了，财政收入锐减，老百姓的负担过重。

　　农民负担从何而来？到底有多重？原来，为了供应前线抗日部队的给养，当时延安的老百姓都要缴纳公粮，又叫抗日救国粮。在延安干部学院的刘煜教授家里，还保存着一些当年交公粮的单据。

　　今年91岁的徐金山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他家当时有五口人二十几亩地，每年能产十二三石粮食，在负担最重的时候，交的公粮要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左右，交完公粮每人每天只剩不到七两口粮，连吃饱都困难。

　　调查工作持续了两个月，最后写成了一部十万字的报告——《固临调查》。书中全面阐述了延安根据地农村的情况，并着重强调了农民负担问题。书中这样写道：“粮草的征收率较重于商业税及其他副业税收的比例，勤耕苦力的农民，有因负担重而出卖牛羊的。”

　　根据地负担为什么会突然加重了呢？原来，在1941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有一半以上依靠外援，其中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但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而且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不允许任何物资和钱款进入抗日根据地。为了保证前线部队的抗日和边区政府的正常运转，只能不断加大公粮的征缴。

　　同时，大批爱国青年从国统区来到延安，边区脱产人员从1937年的14000人上升到1941年的73000人，生产的人少了，吃饭的人又多了，这样一来更导致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

　　《固临调查》在结尾中指出：“这些情形如不改变，则要进一步深入与加强我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据何载老人回忆，《固临调查》引起了中央极大的注意，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现在我们边区人民遇到了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条咱们大家都饿死，第二条咱们都解散，再一个是投降蒋介石，大家决定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这个会之后，第二天一人一把撅头、一把镰刀上山开荒去了。

　　固临调查是中央在西北进行的系列调查之一，这些调查结果被汇总上去。中央结合调查情况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正式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机关、学校、部队全部参与大生产。当年的公粮征收数量也由原来的20万石减到16万石。这一切措施的目的，就是迅速改变群众负担过重的状况。

　　大生产的成绩出乎所有人意料。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给率就达到了60%以上，1943年生产自给率达到了100%，不再需要征收抗日救国粮。以南泥湾为例，到1944年，359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00多头，不仅完全满足了部队所需，而且还上缴了1万石粮食。

　　比解决根据地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群众的骂声没有了、怨气消解了。而这一切，都与《固林调查》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