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参加者。他参加警卫班召开的生产动员会议，并且要求战士们在订计划时，给他分一块耕地。他告诉战士，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战士们劝毛泽东不要参加劳动。他坚决地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和收获都自己动手。对一些不懂的农业技术，就拜懂行的战士和农民为师。毛泽东衣着朴素，粗茶淡饭，经常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他使用的铅笔往往用到手都捏不住了还不忍丢弃，思考问题时总把小煤油灯的灯芯拨小，节省煤油。警卫人员见毛泽东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衣，就利用雪天打了一些银狐，做了一件狐皮大衣给他，而他却婉言谢绝，并建议把珍贵的大衣卖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一些紧缺的物品。

　　年近花甲的朱德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三亩菜地，种上白菜、水萝卜、菠菜、韭菜、南瓜、黄瓜等十几种蔬菜。他每天清早和工作之余，就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他是个种菜能手，几位勤务员年纪轻，没有种过菜，他就手把手地教他们，还经常背着筐拾粪积肥。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很有名。老部下去看望他时，他常留他们吃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他种的菜吃不完，经常用来送人。

　　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行动，给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干部战士以很大鼓舞。

　　1944年初，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响应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离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山中烧木炭。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1000多人举行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献了花圈，亲笔题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悼念讲话。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的讲话经过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他的这篇经典讲话，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的座右铭。

　　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非常注意抓典型，用来指导和推动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农民致富的典型是吴满有，工业战线的典型是赵占魁，合作社的典型是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等等。

　　吴满有是延安吴家枣园人，是一个勤劳而又善于经营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吴满有翻了身，分得了土地。他早起晚睡，深耕地，多锄草，多施肥，每亩地平均较其他农民多收1/6。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他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开垦荒地，饲养牧群，取得了突出成绩。1942年初，他被评为边区第一名农业劳动英雄。毛泽东对学习吴满有运动十分重视，指出：

　　1943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学习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号召边区农民努力生产，勤劳致富，为前方抗日将士多生产粮食。从此，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运动。

　　在工业战线，中共中央发动了学习赵占魁的运动。赵占魁是山西定襄县人，1939年7月入农具工厂当工人，不久当了翻砂股股长。他在平凡的工作中，犹如泉水滴石一般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为边区工人中的模范。《解放日报》于1942年9月11日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推动了边区的工业生产。解放区学习赵占魁运动从1942年持续到1947年，促使许多工人提高了觉悟，形成尊重先进、争当先进的好局面，许多落后的工厂转变为先进工厂。

　　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办得最好的合作社。它创建于1936年。开始是以单一经营消费品为业务，后来发展到涉及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不仅经营消费品，还经营供销、生产、借贷等20多种业务，成了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和畜牧业迅速发展。粮产量1941年为163万石，1942年为168万石，1943年为184万石；棉花产量1941年为50.81万斤，1942年为140.36万斤，1943年为209.7万斤；牛、驴、羊等养殖业也大量增加。

　　由于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自给程度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84.44%，人民负担明显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豪迈气概，战胜了各种困难，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