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山:胶东军区到麦田去“开荒”
周健荣撰文/供图
一曲《南泥湾》唱遍大江南北,颂扬的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解放区兴起的“大生产运动”。在一片“开荒”热中,胶东抗日根据地却独树一帜,宣传倡导科学种田,尤其是通过兴水利夺高产。推行这一做法的,是胶东走出去的一代水利大家———林一山。笔者从《林一山自传》及林身后的诸多纪念文章中,读出了这位胶东之子的热血情怀———
政治部上了山许世友带头下河滩
1941年,由于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各解放区面临财政经济困难。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号召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就是“大生产运动”。《南泥湾》中唱道:“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而胶东根据地虽多丘陵,却与歌中所唱大不一样,这里人口稠密、气候好,乡间有“春天捅一棍,秋天够一顿”的谚语,胶东农民又有丰富的耕作经验,连田间地头也种些瓜、豆。
于是,胶东军区各部门的看法产生了分歧。军区政治部踊跃上山开荒,秋后却几乎一无所得,因为他们没有按群众的经验造梯田。而在那个年代,要部队拿出人力物力大量造田,显然不现实。司令部呢,则是以许世友为首,带领战士们在河滩上人工造田,运土填高河滩,用马粪和人粪做肥料,又抽河水灌溉,终于有所收获,在秋后吃到了大米。但是河滩有限,况且需要部队投入大量劳力。
到良田去“开荒”林一山上了《新华日报》
当时的胶东行政区参议长林一山,大力号召党委机关干部到麦地里去“开荒”。他说,“真正的荒地,就是现在正在耕种的肥沃良田”。
林一山,1911年6月生于文登,少时出外读书后参加革命。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中共北方局和山东省委派遣,回胶东发动武装起义,组织领导“天福山起义”。1938年4月起,历任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三军”总指挥、胶东特委常委、胶东行政区参议长、胶东区游击司令员等职。
解放后,林一山先后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长江流域规划办主任等职,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毛泽东唯一一次乘军舰游三峡,便由林一山陪同,一本“水账”在胸、一路探讨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被毛泽东称作“红色专家”、“长江王”。这是后话。
当时,林一山提出,当年就可把亩产从200斤提高到近千斤,第二年达到1500斤。半年后一算收成,他的设想正在变成现实!
就在林一山致力于农业改革时,他被派往山东分局开会,随后分配到新岗位,此后少有机会回胶东。那时,距他开展“兴水利”实验尚不足一年。然而,改革的“瓶颈期”刚过,尝到甜头的农民自觉行动,“打井增产运动”从林一山试点的村子扩展开去,惠及整个胶东解放区。
胶东大增产的消息传到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分局,引起重视,分局要求林接受新华社采访,他却认为自己不值得被关注。在肖华再三催促下,林一山才答应见记者。访文后刊在《新华日报》。1949年12月,林在上海碰到山东老同志程兆轩,程说,“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看到对你的报道,不相信,认为太夸大了!”林说,“这是事实,请你亲自去看看。”林当时还很有信心地预言:全国胜利了,胶东经验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从数麦粒说服农民订个合同“一边儿倒”
取得这样的成果,林一山在回忆时曾说“是经过了艰苦奋斗的”。
林一山先召集老农开会,算一个麦穗20几个麦粒,如按科学方法种地,可能会有多少个;如果玉米芯顶部的小空洞都长满子粒,每2~3个玉米棒子就可多打1斤粮;每亩玉米如不按老习惯种七八百棵,而是科学地密植,就可亩产500至1000斤。他甚至细算到一亩地有多少麦穗!慢慢的,有些农民相信了。但一提行动,没人表态。林一山提出从制度上给农民保证:自由参加农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农民方面要保证用新生产方法;林一山则保证若革新失败,减产部分,由他代表政府赔偿,但若增产了,却都是农民的。天下哪有这样一边儿倒的合同?报名参加合作社,大家很踊跃。划定合作社农田面积、订农田经营权利的合同,争论不大。比如,制定土地使用权条约,先要把地主、富农以前的土地产量和现在的地租明确。按规定,地租会比原来稍高些,增产和肥力提高的效益都属于合作社。这符合减租减息原则。土地所有者也都愿用土地做股份入社。地主、富农想再多得,还可以劳力、货币、肥料等方式多入股。贫下中农没有地,可以劳动力入股。合作社原则上鼓励各种投资。而讨论承包条款时,就出现激烈争论。如,统计过去每年送多少车粪时,土地所有者就尽量报低;规定和计算每亩地需用劳动力时,争论也很多。订条约时,有人同意了还喊吃亏。林一山事后调查方知,经此一事,农民们背后倒感叹政府办事公道,大大出乎他们意料。
部队打大井乡村里的稀罕事
“打井引水”是又一个关键问题。要打出浇灌大片田地的“大井”,只能由部队组织。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负责挖井,兵工厂制造水车。林一山自己规划设计,盯紧施工。
当井底土层变得有弹性、并有细水流喷出时,战士们欢呼雀跃,抢着接水喝。林一山却命令立即停止施工,布置喷水前的井底基础建设,如将土造井管沉井、安装,周边的块石回填等。他告诫大家一定不能再挖,如果承压的地下水冒出、上升,后续工程会很困难。但年轻的战士抑不住兴奋,调皮地大喊:“地下水冒出来啦———快跑东山吧!”
林带领大家回村吃午饭,他没有休息就匆匆返回。还不到一个小时,一丈多深的井坑大部分被淹没,水鼓着大泡上升。几个战士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在笑着围观,见林急了,一个小战士委屈地解释:“只是有人刨了一下……”林只好先组织抢救,在周围架起几个水车抽水,降低水位。后续工程,战士们只能站在水里干。地下水冰凉刺骨,医生用酒精给轮班上来的战士搓腿,让他们喝酒暖身。
秋收获益农民的态度大转弯
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大井终于打成了。以前靠天吃饭,经常是麦收后等到雨季才种玉米,农民无奈地自嘲为“晒麦茬”,这样,玉米生长期不够,秋收会减产。现在麦收后马上翻地、浇水、播种,节气一点不误。看着井水“哗哗”地往合作社的田里涌,老乡、战士都兴高采烈。
施肥方面,林一山纠正了根据地原来撒胡椒面式的农业贷款方法,集中资金购买饼肥,全都投到合作社地里。他指导农民适度深翻后,水、肥要跟上。但不尽如人意处也不少:合作社的设备不全,渠道规划也不尽合理。在秋苗生长最旺期,也曾供水不足。林只好说服农民轮番灌溉,即隔一行灌一行。他担心第一个秋收达不到宣传的预计产量,农民会打退堂鼓,整体计划泡汤。但农民却喜滋滋的:他们从未见过庄稼这么好的长势,坚信会大丰收。
就是这样的初级实验阶段,出乎所料,秋收后报上来的亩产量竟然超过林预计的700至800斤。而冬麦呢,播种墒情好,肥料足,长势喜人,老农估计麦收时,亩产至少也能有500至600斤。
从抵制到宣传示范的威力无法估量
在农民兴奋地走乡串村传说这个数字时,林一山根据自己少时的农耕经验,认为可能有些夸大,他估计两季年产千斤的计划是能完成的。对科学种田,农民没有异议,而在实施过程中,督促落实科学种田的每一条规定,却是对林一山最大的考验。比如,要求按大行距、小株距密植法播种,农民们不照做,被林查到了,他焦急,但老农不急,反而诚心诚意地劝这个才三十出头、书生样的八路说:“同志呀!条约我们没忘记,你那些办法不行啊,那样就‘瞎了’。”农民把农业大减产叫做“庄稼瞎了”。林只得到处奔走,一一说服,甚至以“不按合同做,减产了他不赔”相“威胁”,费了很大劲才推行下去。
改变农民千百年来的耕作方法,必然会遇到阻力,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当秋收证明了新耕种法的先进性,农民便不约而同地自发宣传,惹得没入社的人羡慕不已,这让林一山感叹:只要实实在在推行惠民政策,中国农民也不是那么保守。同时,他也深深认识到典型示范、由点到面这一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秋收后,尤其是冬麦播种后,悄无声息的,周围村庄打起了好多井。这就是典型示范的力量。后来,在更远处的村子,林一山遇见一位正在引水灌溉的农民,他问:“你们的井打得好不好呀?”那个农民高兴地举起铁锹在空中打了一个转,像玩钢叉一样,骄傲地说:“靠这个吃饭哪!”
从胶东起步的水利梦成就一代水利大家
从那时起,林一山便有了一个计划:怎样把这个运动向更远地区推广。可惜,由于战争等因素,这个计划未来得及在胶东根据地实现。
1949年全国刚一解放,林一山就受命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第一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从此,他领导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工作,领导并指挥了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大量的开创性、建设性的勘测规划设计科研工作,直接领导了荆江分洪、长江葛洲坝、汉江丹江口、陆水蒲圻等多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他还重视搜集、整理和保护长江流域基本资料,为长江流域规划和一大批骨干枢纽工程的设计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长江水利建设的各项重大成就中,无一不有林一山的超常智慧和独特贡献。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究竟是在胶东根据地的这段兴水利的经历,成就了一位中国水利事业大家,还是一位志在水利的知识分子在生养他的胶东大地上恰逢机缘地迈出了第一步?但我们却知道,少年林一山到济南求学时,全村许多家农民给过他慷慨资助,这份来自土地的温暖,是他一生百折不挠、执着于为农民兴水利的力量源泉。
1959年,林一山曾经回到他当初成立合作社的村子查看情况,却深感失望。在那个全国都在“放卫星”的时代,林一山的“胶东水利梦”只能深藏于心底。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个身上留着弹片的革命者受到严重冲击,几次生命垂危,却接受周恩来的命令,出马拯救因政治需要、边施工边设计导致失败的“葛洲坝工程”,在罹患眼癌,失去右眼,左眼视力后来也仅余0.1后,又主持工作十余年。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对林一山走南闯北奋斗的一生做以下概述:“近百年岁月,叱咤风云,15载戎马生涯,求索北平,驰骋齐鲁,鏖战辽沈,南下荆楚,壮志冲天,矢志不渝也,情操高尚矣,大禹传人难忘林一山;逾万里巨川,奔腾浩荡,60个治江春秋,辩证问水,三段固本,高峡平湖,南引北济,厥功至伟,哲人其萎乎,余泽长存焉,西陵石壁永镌‘长江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