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背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而且八路军的军饷由国民政府供给。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大进攻态势，彻底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 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于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1939年，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有第22军、新编第1军、第4军等3万人；西线有第42军、第57军、第11军、第12军、第81军等10万人；南线有胡宗南的第1军、第3军、第16军、第17军、第36军、第90军、第93军等近18万人。

　　1939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 ”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的政策，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较为突出的是：陇东分区的两次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警备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使边区的面积由129608平方公里减少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由200万减少为约150万。

　　1940年蒋介石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最多时总兵力达50万人），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北边二道，南边三道）。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4，500多个，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6，300多个。仅洛川至黄陵间80华里的地段，就有518个碉堡。还在边区周围增修了20多个飞机场。 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为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

　　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