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的经济形势

    1937年至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形势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政策，使陕甘宁边区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在制造反共摩擦、对边区进行军事封锁的同时，还对其进行经济封锁。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财政依赖外援

　　在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陕甘宁边区财政，除取之于敌（即在战争中夺取敌人的辎重、粮秣和资财，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以充实抗战经费）外，主要是依靠国民政府拨款以及外援与捐献。

　　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法币）左右的军饷，当时法币的价值较高，1元可兑银元1元。另有海外华侨及各方进步人士捐款给八路军，这两项就占边区1937年至1940年财政收入的70％左右。

　　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八路军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等，至完全停发之前，每年略有小小增减。军饷的领取，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

　　国民党对八路军发饷，一般情况下尚能遵守协议发放军饷。但是，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民党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方面 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16405340元（法币），（张扬：《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休养民力”的》，载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平均每年在400万元法币左右。

　　陕甘宁边区，1938年11—12月，香港汇款50万元法币，孙夫人宋庆龄汇款6万元法币，重庆转来汇款8万元法币，西安1939年1—2月汇款59.0948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之间，捐款达到130万元法币。（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战争初期的财政政策与方针》，载《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年第8期。）从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共收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法币8120234.39元。　

　　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边区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年，75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1940年税收196.4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

　　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1939年余8.4万元。但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万余元（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