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反腐第一案 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揭秘
核心提示:1951年12月初,刘青山、张子善两位革命功臣贪污腐败的案件被揭发,震惊了全国。刘青山,曾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任天津地区专员。在最后的判决书当中,刘青山、张子善被认定盗用和骗取国家财产,总计为171亿6272万元(旧币),这个数字创造了1949年之后腐败案件涉案金额之最。
凤凰卫视1月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51年12月初,刘青山、张子善两位革命功臣贪污腐败的案件被揭发之后,震惊全国,在最后的判决书当中,刘青山、张子善被认定盗用和骗取国家财产,总计为171亿6272万元(旧币),这个数字创造了1949年之后腐败案件涉案金额之最。有人曾经算过一笔帐,按照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的指数,这些钱可买粮食将近2000万斤,可以买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而且还能做身衣服。如果折合成黄金的话,可以购买黄金将近一吨。在判决书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刘青山和张子善之所以能够挪用和挥霍如此巨大的数额,都和机关生产这几个字有关系,那么这个所谓的机关生产究竟是什么呢?
机关生产源自于大生产运动
解说:这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个经典片段,它所呈现的正是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而大生产运动就是后来进行机关生产的雏形。
刘泽军(《刘青山的短暂一生》作者):延安那时候,敌人封锁咱们解放区,毛主席提出来了,搞机关生产,自力更生。
解说:大生产运动肇始于1938年7月,此时的延安影响力和兵员都在不断地扩大,这使得部队的军饷成为根据地最大的问题,由于军队与民争粮,不仅造成了粮食供应的紧张,也造成根据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张素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当年不也有一个故事,是说延安开会打雷,霹死了一个人,有一个老百姓说为什么雷不霹死毛泽东呀,毛泽东问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霹死我呀,结果一调查你征粮太多了,老百姓的生活太困难了,怎么办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后来中央就下了一条决心吧,就开展大生产运动。
解说:1939年2月,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风趣地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大生产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张素华:所谓大生产运动,机关、部队、学校实行大生产运动,自己解决粮食问题,那咱延安不就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开荒,连毛泽东本人都要开荒,就现在都有那种照片,拿着大锄头在那开荒的照片。
解说:1941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把荒芜人烟的南泥湾建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就是当时如火如荼的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典型,这个时候机关生产以农业为主,是中国共产党粉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粮食短缺问题的基本方法,但这个方法也有它的弊病。
张素华:它开展大生产运动,出现了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与老百姓争利的现象。所谓争利就是你让机关部队开荒,这个老百姓也要开这个荒,部队也要去开,那老百姓肯定争不过你,有的地方没荒,这个部队机关它可能就要去租地主的地,那老百姓还要租呢,那互相抬高租价,这样呢就是引起的效果就不太好了。
粟裕:淮海战役的胜利 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解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央建议东北、华北、华中等各地党的领导机关,纷纷建立起为党筹集经费的经营性公司,此时的机关生产已经由以农业为主,扩展到了工商业领域,规模也不可同日而语了,这类经营性公司,一律由党的领导机关直接投资,借用某一个私人名义在社会上公开注册,它可以随时调动大批资金,并动用地下党系统、情报系统、军队与根据地的多种关系网,从事各种内外贸活动,有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连某些国民党大员,上海青红帮头领,海外著名华商也公然涉足其间,与共产党的公司进行秘密贸易。
张素华:在机关经营各种商业呀工业的经营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腐败的问题等等的事。但是在战争期间,如果我们党开展这个机关生产,应该说它支援了战争。
解说:中共的第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大连建新公司就是这样的企业,就连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粟裕也不得不承认,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刘泽军:机关生产后来确实解决了好多问题,包括1951年的时候,1950年的时候,薄一波在华北局还专召开了小城镇工作会议,还对这个机关生产给予肯定,说它解决了好多问题。
建国初 全国机关生产蔚然成风
解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脐带作用的机关生产制度,1949年之后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延续,建国初,国民经济困难,加之1950年10月开始的朝鲜战争,消耗巨大,全国财政难以为继,机关的财政经费被严重缩减,干部穿衣吃饭的标准也维持在很低的标准上。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中国自己当时刚刚打完仗,自己打完内战,满目疮痍,经济上一塌糊涂,这时候财政一下子又打了一场战争,财政开支太高,负担不起,一下子穷了,没钱了,没钱了苏联又不给,怎么办呢。
解说:此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提出可以仿照延安大生产做法,各个机关自办经营活动,搞一些机关生产以补充经费不足。
张鸣:就给自己单位谋福利,给自己的地方谋福利嘛,那时候中共是根据地出来的,根据地各个山头都是这样的。
解说:得到中央的首肯,早已蠢蠢欲动的各级机关如蒙大赦,立刻放手大干,很快从中央到地方大小机关纷纷集资投资,直接开办营利性公司企业,机关生产在全国蔚然成风。
陈晓楠:以北京建材生产为例,1949年至1951年,中共中央以及北京党政军机关、学校等等,自筹资金,办起了砖瓦厂、石灰厂和建筑木材加工厂,以满足修建办公、住宿用房之需,到1951年底,全市由机关办起来的建筑材料生产工厂达到360多个,其中砖瓦厂120个,石灰厂22个,建筑木材厂219个,另外还建立了油毡、石棉、水泥制品等等工厂,机关生产所建立的建筑材料工厂,自成立时便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北京市建筑器材公司接管之后,经过整顿和改组,将它发展成为了市国营建材系统的基本力量。
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大搞机关生产,天津地委自然也不会例外,不过要搞机关生产要办工厂,就需要资金的投入,此时新政权刚刚建立不久,根本没有任何能力下拨资金,那么想要搞机关生产就只能各显神通了,由于天津地区河流较多,历来水患严重,1949年以后,中央和省委下拨给天津专区的救灾粮食比其他地方都多了一些,于是,救灾粮便成为了刘青山和张子善投入机关生产的原始资本。
救灾粮成为刘、张机关生产原始资本
解说:1950年初,刘青山想收购天津县的一家私营机米厂,但此时的天津地委根本没有足够的购买资金,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张子善盯上地方粮食,按照当时规定地粮由专区统一管理,于是,张子善亲自到天津县,调地粮十万斤买下了机米厂。
刘泽军:因为那会儿,华北局有过这个指示,救济粮用不着的这个粮食款可以搞活经济,死钱变活钱。
解说:此后,刘青山、张子善先后多次挪用地粮投入机关生产,而多数最终没有归还,1950年初,为了解决天津专区一直以来存在的水患,河北省政府决定以工代赈,组织数万民工修治天津专区境内的潮白、海河、永定、大清、龙凤等五道河流。
石玉新(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编剧):叫民工以工代赈,就是你出工,我给你出粮和救济款。
解说:1951年春,国家粮食总署从东北等地陆续给天津专区调拨原粮1800余万斤用于治水,天津地委以天丰机米加工厂为基础,组建河工供应站,供应河工粮食的业务,之后从中收取原粮的加工费及成品粮送到工地的运费,河道修治工程结束后,河工供应站将使用过的工具如铁锨、镐头、小推车等,以折旧费直接卖给河工,累计所得约6亿元(旧币)。之后,天津地委将这笔钱直接划入机关生产兴办的企业,天津市拔丝厂财务科,列入周转资金,在此次治理河道的工程中,天津地委机关生产管理处共计盈利22亿元(旧币),其中大部资金再次投入到了机关生产的其他业务中,几十个亿的投入,机关生产很快产出了利润,机关人员的待遇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李冰(原天津专署副专员李克才夫人):机关多少也沾点儿光,为什么沾光呢,那时候天津产“三白西瓜”,就是白瓤、白籽儿、白皮,三白西瓜是最好的,像这时候这个季节吧,找那机关生产挣的钱,给机关干部,这个科给你发俩西瓜,那个科发俩西瓜有这事,弄那么三箱子五箱子汽水,给这个科几瓶,给那个科几瓶,沾点儿光,就沾了这个光了,我也沾过光,喝过汽水,吃过“三白西瓜”,别的没有,在刘青山那吃过一块糖,我也不抽烟,人家让抽烟,我也不会。
天津地委机关生产效益高 曾为河北各区学习榜样
解说:大半辈子在战火中度过的刘青山爱车,1951年夏,他从香港买了两辆越野吉普。
刘铁骑(刘青山之子):后来有了钱了,机关生产发展了,有了效益了,是三个亿(旧币)三万块钱就可以买两辆车,那时候钱是大,而且是从香港买的,我还记得跟着我爸一群大人们去看这车,打开车门子瞧瞧,后来地委开会,我父亲当时就定了,一辆留地委使用,另一辆给天津市委。
解说:因为机关生产,天津地委在短时间内便改变了刚成立时一穷二白的状况,因为生产搞得好,天津地委成为了河北省各区学习的榜样,仅1951年上半年,河北建设就刊载了天津地委专署的指示、报告、经验等达五六篇,予以肯定,表彰及推广,发了财的天津地委很快成了众人眼中的唐僧肉。
刘泽军:天津成了河北的各地的供应站,谁要有什么买不到的,需要办什么事儿给办。
解说:在天津石家大院,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室里陈列着一张刘青山在被捕后写的交代材料,其中涉及用公款为某领导购买生活用品,这样的事绝非一例。
石玉新:刘、张犯错 并不完全是个人品质问题
刘泽军:河北省某领导点名跟刘青山要,驼牌的什么毛线三斤,想织件毛衣,刘青山买了给送去了,华北局的某领导要大衣,三四月份要大衣,华北局还有一个领导要欧米茄的全自动表,买了,刘青山也让警卫员给送去了。
解说:而这些开销,刘青山不会自己掏腰包,唯一的渠道只有用公款充账。
石玉新:当时刘青山、张子善之所以犯错误,并不完全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品质问题,我认为啊,我第一开始说过一句话,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产物,当时的环境也有一些许多这个无奈之处,比方说有些上级伸手要东西,上级的家属要东西,什么呢子大衣,皮大氅,自行车,这类东西,有时候实在给不过来,把自个东西都给了。
解说:机关生产的初衷是自救,但闸门一旦拉开就很难合上,筹经费,办企业,获得利润,扩大生产,死钱变活钱,眼看着企业越办越多,越办越大,人的野心也跟着膨胀,在中央集权干部实行底薪养廉供给制的建国初期,进行机关生产如同打开潘多拉之盒,人们的活力和欲望飞了出来。
掌握公权发展机关生产 占尽先机
陈晓楠:当时的天津地委也存在着同样的公款吃喝,过度消费的现象,1951年8月到10月之间,天津地委机关生产管理处用在饭费的花销达到了1200万元(旧币),戏票款的费用是1800万元(旧币),事后,据专案组调查,张子善仅吸烟一项每个月就得大前门十条、八条,等于是两个高级干部的生活供应,看戏、洗澡特别是洗澡,每洗就是在天津住,盆溏、擦澡、擦皮鞋一次,一个月合计要80斤米。
短短几年,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迅速发展起来,调用地粮建立了机米厂,并在以工代赈治理河道的工程中掘得第一桶金,利润用来扩大机关生产,围绕着天津地委搬迁工程,成立了砖瓦厂、营造厂、化工厂等等一批企业,刘张颇具经营头脑,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居政府要职,掌握公权,政府机关做生意在资金来源和业务来源上当然占尽先机,民营企业完全不是对手,在经济制度改革方向不明确,财税制度不健全的50年代初期,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就像是一艘鼓起了风帆全速前进的航船,驶进了一片看不清航道的危险海域。
解说:1950年秋天,因为养病的需要,刘青山离开了天津地委办公所在地杨柳青石家大院,住进了天津市区马场道18号院,刘青山离开后,不再管理地委的日常事务,但对机关生产依然十分热衷。
刘泽军:刘青山通过自救尝到了甜头,尝到了什么甜头,自力更生,能够富强。
正常的采购被认为是投机倒把
解说:机关生产是握有国家公权力的党政机关进行的经营活动,它的特性决定了其盈利和发展的途径,挪用行政拨款承包政府工程,利用特权强买强卖,1950年10月,中央决定在天津专区辖下的武清县杨村修建机场。
刘铁骑:建飞机场要征地,牵扯到三个自然村的老乡要搬迁,这个你空军做不了这个工作,所以,天津地委、武清县、当地的乡政府成立了三级领导小组,筹建飞机场,负责办理征地、负责农民搬迁,空军方面给拨了29个亿(旧币),就用29亿(旧币)来征地和搬迁。
解说:这29亿元(旧币)实际开支只用了21亿6000万元(旧币),剩余7亿多元(旧币),于是天津地委决定一半留给武清县,一半上缴专区,继续投入到机关生产当中,修建机场过程中,空军方面曾向天津地委求援,拟借用小米五十万斤,以解决施工人员吃粮问题,刘青山、张子善知道后,特批准动用地方粮五十万斤,空军方面以每斤一角,即旧币每斤一千元结清,此款共得5亿元(旧币),也全部投入机关生产企业,为了扩大机关生产,刘青山和张子善可谓是费尽心机,很快,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迎来了又一次大发展的机会,1951年4月,天津地委、天津专署、天津军分区司令部办公地点由杨柳青石家大院迁入天津市区,机关搬迁意味着国家大笔建设拨款和一系列的建筑工程。
刘铁骑:当时天津地委,天津专署财政科,找天津市委、计委批了60个亿(旧币)的建房贷款。
解说:资金到位后,天津地委决定第一步解决建房木料问题,经过几天的市场调查,发现天津木材价格偏高。
刘铁骑:这点儿有限的钱,在天津要买的话买不了多少木头,就想到什么呢,到东北林区去买。
解说:以每立方米72万元(旧币)的价格,一次就收购木材四千立方米,而同期天津市的木料价格是每立方米200多万元(旧币)。
张素华:我们党一直反对投机倒把,你把那边弄来那边低价买,这边高价卖。
李冰:《人民日报》的话写了一篇新闻,说天津地委的话倒卖木材,国家非常严那时候,国务院规定绝对不许,东北的木材绝对不许往内地倒运,利润很大也不让倒运。
解说:就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采购行为在当时却是标准的投机倒把行为,建国之初,经济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机关带头进行投机倒把的商业逐利行为犯了大忌。
盲目投入机关生产现象严重
张素华:在你共产党逐渐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你再开展各种的商业活动呀,工业活动等等的,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你这时候你可以向老百姓征税了,过去是国民党不给你,逼着你这么干,现在是你自己掌握政权了,所以说你再干的话,你手里有资源了,你干起来比过去还得心应手了。
解说:天津地委在搬迁工程中的种种机关生产行为虽然遭到《人民日报》的揭露,但并没有挫伤他们的积极性,1951年5月,天津地委机关生产又打算做一批马口铁的生意。
刘铁骑:后来天津地委花了49万,从武汉器材局中南器材局买一批马口铁。
解说:当天津地委付完货款,并派人前往武汉运输货物时,却发生了意外情况。
刘铁骑:打捆包装,准备运输了,接到中央器材总署的通知,这批积压物资不卖了。
机关生产概念结束 形式变相被保留
解说:据后来调查统计,天津地委在这单生意上共损失21亿元(旧币),在当时盲目地投入机关生产并不只是发生在天津地委,中央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仅1951年一年内,因对油槽车处理不当,先后共损失了五千吨汽油,中央纺织工业部所属的经纬纺织机器厂,投资四千余亿元(旧币),主要厂房面积达四十五亩,由于设计不周,在工程尚未完成时,该厂房二百八十九根柱子中,已有二百八十根不平衡地下沉1952年1月9日,时任中央节约监察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在政务院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谈到了机关生产存在的许多弊端,其中特别提到机关生产在过去曾经有一定的作用,现在则成为破坏财政制度腐蚀干部的重要因素之一。
1952年3月12日,在刘张案件案发4个多月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政务院颁布了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决定结束机关生产,1952年5月,全国的机关生产基本上结束了,机关生产的概念虽然结束了,但机关生产的形式被变相保留了下来,这种影响延续至今。
陈晓楠:其实早在1950年,当全国各地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大搞机关生产的时候,时任上海财税局局长的顾准,就曾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在顾准看起来,在战争年代和根据地不得已采取的不少做法,取得政权之后都应该逐步改变过来,企业追求金钱利润这是必须的,但是党政部门以及干部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党就不像党,政府也就不像政府了。搞机关生产,党和政府必将因小失大,但顾准的意见在当年全国大搞机关生产的热潮当中,根本没有得到重视,而刘张二人则最终成为了这场经营活动当中的两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