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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延安精神的具体体现
［内容提要］延安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陕北延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中，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精华和结晶。也就是说，延安精神的精髓，贯穿于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李颖，女，汉族，法学博士，“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巡视员兼三处处长，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写作，出版《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共和国历史的细节》等多部专著，发表《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等80余篇论文。
延安精神不是抽象的、孤立的纯概念，它是革命战争年代，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陕北延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中，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精华和结晶。也就是说，延安精神的精髓，具体体现于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总结和概述。
一、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1938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发表一篇重要谈话，对陕甘宁边区的有关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等作了详细说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初步勾画出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他说：“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他把边区的性质、特点、意义、作用归结为一点，就是“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指出这也是“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①]
（一）陕甘宁边区的普选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是中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要实现抗日救国的任务，对内在政治上必须实行民主，才能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抗日的积极性，使抗日的力量不断得以发展和壮大，使中国人民得以坚持持久的抗战，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实行民主政治，是陕甘宁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一步工作是进行由乡到边区议会的选举。普选运动开始前，1937年6月20日，边区党委提出《民主政府施政纲领》，这是边区第一个施政纲领。边区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因为全国抗战的爆发而停止进行。凡居住边区年满16岁的民众，“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办法。到10月底，乡、区、县三级选举完成，有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2月选出500多名边区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议员，进而组成了边区政府。[②]
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
（二）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首要的是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
1939年初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施政纲领》是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有关边区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事实上规定了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的基本政策。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又发布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这一纲领与1939年的纲领相比，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更加全面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举凡三三制、人权保障、司法、农业、土地、工商、民族等政策，都一一做了明确的规定。
此间，中共中央还发布一系列指示，阐明党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政策：（一）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二）实行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策。（三）共产党在政府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政策的正确、党员的模范作用和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四）在政权工作中，不断健全民主制度，党员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五）政权的施政方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
实施“三三制”政策，是在政权建设中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为了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参加抗战。中间势力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尊重他们抗日参政的权利，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给他们三分之一的位置，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步骤，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召开，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选举的18名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共产党员7名，超过了三分之一。当选的边区政府委员徐特立（共产党员）立即声明，请求“退出”，得到大会的赞同和同意，并按原选得票多少，递补了一位非党人士，使边区政府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完全符合“三三制”原则。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热衷于陕甘宁边区建设，积极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人士。面对抗日根据地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正好切中了边区内兵多粮乏、政繁负重的现象，大会以165票多数通过并交政府速办。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精兵简政》的社论，认为精兵简政“不仅在解放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适宜的主张”。要求全党普遍地执行精兵简政。这样，精兵简政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之一实施起来。同时，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还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三制”等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毛泽东曾总结过陕甘宁边区的“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是对陕甘宁边区社会的风貌的真实写照和热情称赞。朱德总司令也写诗赞扬当时的党政军民关系：“历年征战示离鞍，赢得边区老乡安。耕者有田风俗美，人民专政地天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
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说：怎么办？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一）推动边区财政经济工作
敌后抗战，主要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抗日战争的主体，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在全国抗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已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发动农民群众并适当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同时也适当地保证佃权。这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但仍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政策。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经过减租减息，农民不仅得到了经济实惠，而且增强了政治优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在提高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工业生产和各项经济事业也有了发展。
1941年和1942年，是各抗日根据地物质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对解放区的封锁也一日紧似一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30万人集结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构筑了三道封锁线，修建了一万多个碉堡，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当时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财政经济极其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被子盖，没有菜吃，没有油吃，甚至吃粮也很困难。”[③]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回到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他看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是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他深感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就很难扭转局面。
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上来。边区境内有五个盐池，边区内部消费不了。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用盐去换钱以积累资金。朱德想，如果把盐销到附近需要食盐的陕西、山西、河南各地，不是可以换回大量资金吗？朱德明确提出：“现在，自力更生是目前全党全军之极重大任务。”“我的意见先从盐下手。”“定边盐池为陕北经济策源地。”“我们下紧急令，派军队全体动员。首先从盐井来冲锋，冲破这些困难。”[④]毛泽东赞成朱德等提出的积极发展生产的方针，主要是投资盐业的发展。他说：“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的问题。出入口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既解决了。”毛泽东、朱德雷厉风行地抓经济工作，措施有力，很快推动边区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二）进军南泥湾
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1939年2月2日，延安举行了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就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
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其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为保证这个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从当时抗日根据地以个体经济为基础、被敌人分割、又处于游击战争的农村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了五条具体方针：1.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农业、畜牧、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而以农业为主；2.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3.在上下级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4.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5.组织起来。
边区经济困难中最紧迫的是吃饭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德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的一支主力作战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1941年3月起，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官兵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七一八团政委左齐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给战士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七一八团模范班长李位，在开荒大竞赛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一次全团组织的175名突击手的开荒竞赛中，他挥舞着一把4斤半重的大板镢，每分钟落地48次，经1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日开荒三亩六分七的最高纪录，被人们称为“气死牛”的英雄。
战士们用歌声唤醒沉睡的土地，用汗水浇出万顷良田，把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南”。到1944年，三五九旅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 （即耕种一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模范。
（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参加者。他参加警卫班召开的生产动员会议，并且要求战士们在订计划时，给他分一块耕地。他告诉战士，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战士们劝毛泽东不要参加劳动。他坚决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和收获都自己动手。对一些不懂的农业技术，就拜懂行的战士和农民为师。毛泽东衣着朴素，粗茶淡饭，经常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他使用的铅笔往往用到手都捏不住了还不忍丢弃，思考问题时总把小煤油灯的灯芯拨小，节省煤油。警卫人员见毛泽东总是穿着的打着补丁的旧棉衣，就利用雪天打了一些银狐，做了一件狐皮大衣给他，而他却婉言谢绝，并建议把珍贵的大衣卖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一些紧缺的物品。
年近花甲的朱德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三亩菜地，种上白菜、水萝卜、菠菜、葱、蒜、韭菜、南瓜、黄瓜等十几种蔬菜。他每天清早和工作之余，就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朱德却是个种菜能手，几位勤务员年纪轻，没有种过菜，他就手把手地教他们，还经常背着筐拾粪积肥。朱德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很有名。老部下去看望他时，他常留他们吃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朱德种的菜吃不完，经常用来送人。
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行动，给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干部战士以很大鼓舞。
1944年初，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响应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9月5日，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张思德被埋在坍塌的土里，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9月8日，延安举行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悼念讲话。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篇讲话经过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这个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由于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自给程度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84.44%，人民负担明显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豪迈气概，战胜了各种困难，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一个方面军。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里的“鲁总司令”的部队是指根据地的文化大军。
（一）延安“鲁总司令”的“文化军队”
延安成为“红都”后，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奔向这里。在延安，他们呼吸着自由和民主的空气，焕发出巨大的创作冲动。
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见见毛泽东，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但仍挤出时间来满足大家的要求。还在1936年10月，红军刚在陕北站住脚。1935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关押在南京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在1936年被释放后辗转到达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也来了。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随后，她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填写《临江仙》词一首送给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同文艺界交往的另一条渠道，就是同文艺界人士建立广泛的通信联系。在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信中，既有体现个人情谊的私事，也有涉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方面的意见。老同学萧三写信问可否提供一匹马作交通工具。毛泽东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代他“查问一下”，同时答应，如果萧三“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告诉郭已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运用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教训的文章。他诚恳地告诉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的书信往来，沟通了思想，交流了观点，建立了友谊，成为了解文艺界情况、指导文艺界斗争的重要形式。
（二）窑洞大学育英才
全国抗战爆发后，各抗日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最缺乏的是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⑤]
随着大批革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来到延安，改变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原来的干部和人才结构，为党大量培养干部提供了条件。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对干部进行培训。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培养高级军政干部的最高军事学府。毛泽东亲笔题词，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题写了八个字，作为抗大的校风，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抗大的前身是1936年6月1日在陕北保安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全国抗战开始时已经举办两期，培养了3800多名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抗日的各条战线。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一所抗大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于是，除总校外，又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增设了14所分校。1939年6月，抗大总校奉命迁往晋东南办学，留下的一部分师生在延安组成抗大第三分校。抗大在陕北的3年多时间，共培养学员1.5万余人。截止1945年8月，抗大总校共办了8期，培养学员2900多人，连同各分校共培养了10万多名军政干部。[⑥]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成立典礼。鲁艺先后设立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1939年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辞：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40年秋天，毛泽东亲笔为鲁艺写了八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鲁艺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师生们的努力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骨干。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革命的大熔炉，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校，也是培育革命干部的大摇篮。干部学校的教员，分专职和兼职两种。由于教员缺乏，许多中央领导人与各部门负责人都是学校的兼职教员。“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院校’，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然而，正是这一座座窑洞大学，正是如此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磨砺了热血青年的意志，培养了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抗日力量。一位外国朋友称赞说：“共产党真了不起，吃小米饭，啃《资本论》。”
进步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通过教育培训和社会实践，大多数人逐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陕北公学从1937年至1939年6月间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加入了党组织。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整风运动逐渐在延安各单位开展。而这时的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暴露黑暗”等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文艺界的整风，澄清一些是非。为此，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刘白羽等几十位文艺界人士谈心。通过交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有了完整的构想。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半，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召开。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争相发言。5月16日召开了第二次讨论会。5月23日下午召开第三次会议。朱德最后发言。最后请毛泽东作总结讲话。由于听报告的人越聚越多，室内十分拥挤，便将会场移到室外广场，临时用三根木椽支个架子，吊上一盏汽灯。报告结束时，已是深夜。
毛泽东的总结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发挥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应有的作用。
根据地政府还组织知识分子克服各种困难，发展国民教育，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和开展社会教育，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中共中央很重视在根据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1940年2月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8月创办的自然科学院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阵地。
四、党的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外国人慕名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也随即开始了“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
（一）斯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宾”
1936年的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踏进了中国红色区域的大门。虽然苏区曾有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斯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宾”，外交部是第一次从事接待外国人的具体活动。
7月15日，毛泽东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他们的谈话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正是在这种涉及面甚广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向一名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
谈话就是这样一夜又一夜地继续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一直是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禁区”，自斯诺访问陕北，把根据地的新鲜气息传播出去后，外国友人纷纷前来参观访问。继斯诺和马海德来陕北后，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新闻界人士也相继来到陕北，斯诺也于1939年再一次来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向他们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预见抗日战争的规律。
红色区域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二）接待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长期封锁，中外记者很难进入陕甘宁边区。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许多英、美等国在华人士特别是一些新闻记者对了解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几天之后，蒋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延安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
对于外国记者的来访，党中央、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收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来电后，毛泽东当即批给十几位同志传阅。4月30日，记者团的行程大体确定，毛泽东又特地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中外记者团5月17日离渝，于6月9日抵达延安。记者团共有21名成员，实际只有6名外国记者。这6人之中，一人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名叫普罗岑柯；其余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国二、三家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
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并对记者们说，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以后，毛泽东还抽空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深入的个别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除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外，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例如，向苏联记者普罗岑柯谈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等；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谈话时讲的。
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外国记者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同时，中共领导人也通过他们了解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例如：英美人士对国共两党的观感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盟军有可能向八路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请求、美国政府已开始考虑战后对华政策，等等。有的外国记者还十分友好地向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一些改进对外宣传的建议和办法。[⑦]
外国记者还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采访。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记者们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据亲身经历，他们每人都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史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两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夏南汗神甫也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
外国记者访问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国民党当局重新对边区实行了新闻封锁。
1944年七八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观察组成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考察，并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敌后抗战的实际情况。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美军观察组这样评价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国人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人没有开口要美援。”
美军观察组的团长是驻华美军司令部包瑞德上校。他后来回忆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⑧]
（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抗战后期，到延安来的外国人很多，有的来参观访问，有的来建立联系，除了临时来往的，如上述的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等。还有在此长住的，他们中有苏联塔斯社记者弗拉季米洛夫（中国名字叫孙平），他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联络员。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当时叫冈野进）也住在延安，他领导着一个日本人反战同盟和一个主要由被俘虏的日军官兵组成的日本工农学校。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就建立联合政府有关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
延安的外事工作，对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起了积极作用。为了更好地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阐明了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原则。《指示》开宗明义地指明：“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但须指明，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需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指示》指出：“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指示》强调：我们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⑨]
此后，党的对外交往进一步扩大。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展的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扩大了党在国内外的影响，发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起点。
五、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
全国抗战爆发后，党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召开七大，并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些加强党的建设的种种努力，不仅使党逐步走向成熟，而且也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一）延安整风运动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思想。全国各地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
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团结同志，而不是简单地对犯错误者进行组织处理。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
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及其影响，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
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分别召开一系列地区工作与历史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
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觉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纠正了这个失误。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4年5月，党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智慧，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一致。《决议》为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二）党的七大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1945年春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举行。这次大会距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此时，共产国际解散也已两年，党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总结以往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4月23日下午，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会场内一排排条形木椅摆放整齐，代表们随意坐满各处。大会开始后，毛泽东致了开幕词。
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会前发给代表一个书面报告，即《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作了全面具体的说明。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报告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发展国家经济、合作经济的同时，要让那些不是操纵而是有利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报告还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
会上，毛泽东没有照读书面报告，而是就其中一些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路线问题，就是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此，毛泽东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反复强调农民的重要作用。他说：“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第二，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第三，党内的几个问题。关于个性与党性，毛泽东说：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的，谁要抹煞各种不同是不行的。他最后强调，要讲真话，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每个普通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⑩]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使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接下来，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各次报告之后，各代表团进行分组讨论，20多位代表在全体大会上发言。
“大会的每一个报告、决议、文件，都经过全体代表、各代表小组、各代表团会议和大会反复讨论，提出意见，加以补充修改。大会主席团尽一切可能让每个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11]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我们党今天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党今天有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实是我党二十五年来的最大胜利”[12]。还有一些代表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会上会下，代表们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团结。七大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开启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代新风。
在大会对三个报告的讨论行将结束前，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工作便开始酝酿了。这也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和坚持了三个原则：（1）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2）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3）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进来。选举时，好多人不愿意选王明等人，中央做说服工作，结果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最后一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因素。
最终，七大选举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6月11日，七大举行闭幕式，通过了新党章。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综上所述，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的内容不同，特点各异，但它们却有一脉相通之处，那就是都始终贯穿和体现了一种相同的伟大精神，即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不同时期对延安精神作过精辟的阐述。2002年4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概括了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着伟大的事业。
延安精神光耀千秋！
（李颖13621234266,010－83089318，北京市8799信箱，邮编100080，电子信箱liying1968@sohu.com）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23页。
[③]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0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⑥]参见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试用本），2009年10月，第34－35页。
[⑦]以上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333页。
[⑧]［美］D•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317页。
[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330－333、340、345、349页。
[11]吴烈：《警卫七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七大代表忆七大》（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2]《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2日），《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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