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口中似是而非的文学说辞

    人文精神

    周俊生 上海媒体人

    作为一个勤奋的文学作品阅读者，我除了经常性地阅读国内外的文学作品以外，自然也会接触到一些作家、评论家就文学话题发表的谈话和撰写的文章。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是操弄文字的高手，其言谈和文章大都如行云流水，令人折服。但是，也许是说得太多了的缘故，阅读之下，却也可以发现一些话说得站不住脚。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再牛叉的人，说错话，做错事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说一个天文学家将小麦当成韭菜固然情有可原，一个种了几十年地的老农民也发生这种错误，就未免让人觉得怪异。作家、评论家就文学圈内的事情发言作文，就像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一样是他们的本分，是不应该说出外行话的。外行话之所以出现，是他们的文学理念出现了问题。当然，“理念”是一个太宏大的概念，一个作家、评论家随便说的一两句话，虽然确实反映了他们的文学理念，但又可能并不代表他们对文学的全部认知。因此，我在本文标题中用了“说辞”这个概念，对我日常阅读中见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作一番分析。

    “只要文字存在，文学就不会消亡”

    2013年12月，北京《十月》杂志举行了“创刊35年最具影响力作品”颁奖仪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铁凝到场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铁凝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文学永远不会过时”。这个观点并无新奇之处，然而她为论证这个观点提出的论据却很新奇，她说：“只要有文字存在，文学就永远不会消亡。”(《文学报》2013年12月22日)

    铁凝的这个说法，将文字作为文学存在的先决条件，这并不符合文学产生的原理。人类原始时期，文字还没有产生，但我们的老祖宗在脱离蒙昧状态后，已经产生了情感，这种情感的宣泄就形成了文学。这种文学活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许不成样子，但它们正是文学长河的起源。大量的歌谣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而失传，但作为后人的我们并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部分歌谣通过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并在文字出现后得到记载，比如今天让我们引为骄傲的《诗经》，它们的创作并不是作者用文字一笔一画写下来的，更多的是口头文学家的即兴创作。因此，严格地说，文字并不是文学存在的先决条件。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世界的一大创举，它使文学插上翅膀飞翔了起来。今天我们接触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文字为载体，但即使如此，口头文学仍然有它的市场。在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后，一些未掌握文字的平民，仍然可以通过这种口头创作来抒发他们的文学诉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曾经流传过丰富多彩的吴歌，它们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底层平民用口头传唱的形式传承下来的。

    其实，文学会不会消亡，这本身是一个伪问题。自从人类脱离了蒙昧状态，产生了情感需求，文学就产生了。而人类的发展不可能倒回去，重新回到蒙昧时代，成为动物大家庭的一员，因此，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应当存在。文字可以使文学得到升华，得到传播，使文学形态高级化，但它不是文学存在的先决条件。这就像汽车、高铁、飞机的出现使人类的出行方便了许多，但并不等于没有了这些交通工具，人类就不能出行了。

    “知青小说的终结之作”

    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日夜书》发表后，广受好评。这部作品讲述的是“文革”时期的下乡知青和他们后代的当下生活，其间种种矛盾、错离令人深思。评论家刘复生撰文认为，《日夜书》“是一部知青小说的终结之作，它颠覆了使既往的知青小说得以可能的意识形态基础。”(《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

    将一部小说命名为“终结之作”，意思就是说它达到了同类题材写作的顶峰，后人已经不可能超越。这种说法，有点把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作工厂生产的流水线作业了，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基本相似，而一个新产品出现以后，超越了流水线上原来的产品，于是认为其是“终结之作”，这种话也许只有文学评论家才能说。文学创作不存在流水线，而是需要表现出其独特性。在文学史上，从古到今出现了无数的文学作品，但后出作品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并不足以否定前出作品的存在价值。

    就知青小说来说，这是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的一种“类型小说”，以往很多以擅长此类写作见长的作家，更多的注重于抒写知青生活的苦难，而韩少功的这部《日夜书》，更多描写的是在今日的坐标系上对昔日知青们引为心理支撑的理想的破灭与反思。这种从不同角度对知青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挖掘，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大千世界。而这些作品从总的来说，都是时代变迁的印记，因此，严格地说，即使是《日夜书》，作家也没有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他生存的世界，站在空中遥看已经老去的知青。

    文学创作，最可宝贵的是它的独特性。《日夜书》的成功，就在于有其独特性，而这也是知青文学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所必须达到的高度。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这是一部“终结之作”，因为谁也不能阻挡未来有另一位作家继续在知青文学上进行开垦，而当这部现在我们还不知晓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必要拿它与《日夜书》比较高下，关键还是在于这部小说是否表现出了其独特性，不管是抒写苦难也好，还是进行哲学反思也好，只要不是从流水线上下来的，就都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作为文学阅读者，决不会因为有了《日夜书》这部“终结之作”而从此拒绝其他任何一部知青小说。

    “明白了奈保尔，才能明白迟子建”

    黑龙江作家迟子建新近出版长篇新作《群山之巅》，引来一片热捧。这部小说，正如先期发表它的《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所说，“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世界”，对于我们身处南方的读者来说，仅仅是作家在小说中描写的北国风光就足以让人神往，而作家在作品铺张中所展现的语言功力更令人着迷。对这样一部优秀作品，文学评论圈自然会热情拥抱。书评家成转鹏在说到《群山之巅》时，一方面惊叹其“让人多少有些吃惊”，另一方面又说：“《群山之巅》与奈保尔的《大河湾》颇为神似，只有明白了奈保尔，才能明白迟子建。”(《深圳商报·读书周刊》2015年2月8日)

    阅读中国作家的一部作品，居然先要读懂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评论家设置的这个杠杆未免让读者为难。但是，至少在我这个并未读过奈保尔的读者看来，迟子建的这部长篇并没有让我吃惊，我也没有产生什么地方看不明白的感觉。自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奈保尔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他在中国的文学圈内就迅速走红，评论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将它与诺奖作家，而且是与外国的诺奖作家扯在一起，也成了对这位中国作家的莫大赞誉。只是不知道迟子建是否会对这样的荣誉欣然接受。

    还是那句话，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标准便是其独特性，读者对它的阅读也就是对这种独特性的享受。如果阅读《群山之巅》非得把奈保尔读过才能明白，这不是《群山之巅》的荣誉，而只能证明作品的失败。先设置一个“令人吃惊”的陷阱，再诱导读者去从八竿子打不着的奈保尔那里去寻找走出这个陷阱的拐杖，从而起到抬高这部作品的作用，这就是当下一些文学评论家的套路。但这种评论手法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吓退那些对文学阅读已经厌倦的读者，使文学加速它的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