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学者：中国对日战犯改造很成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提出：“对凡由国际引渡及在中国战区内逮捕最重要之日本战犯，依法审判，予以惩处，其普通战犯，则从宽处理；并在审理时，注重富有教育意义之惩处条例。”

    新中国建立后，也对关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再教育和改造，令其从“魔鬼”变回“人”。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新中国改造的日本战犯有1109人。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很多人成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和平人士。很多学者认为，新中国的日本战犯改造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奇迹”。

    在英国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学院教授现代日本史的副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指出，国共双方对待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或“宽大政策”，都是务实的选择。他研究了国共双方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审判依据，以及这些审判如何影响中日关系，并完成著作《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犯与中国的审判》。该书在今年1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犯与中国的审判》英文版封面

    顾若鹏曾在日本和中国生活数年，并曾在沈阳师范大学任教。他日语流利，也懂汉语。8月10日，正在法国做田野调查的顾若鹏接受了腾讯文化专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顾若鹏（图自网络）

    同时研究国共两党的日本战犯审判

    腾讯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战犯分为甲级、乙级和丙级，甲级战犯为犯有“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乙级战犯为犯有“战争罪行”的战犯，丙级战犯为犯有“违反人道罪行”的战犯。为何你的研究主要关注乙级和丙级战犯？

    顾若鹏：第一个原因是东京审判对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日本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已经很多，在西方和中国也都陆续有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对于乙级和丙级战犯审判的研究，直到最近也屈指可数，更没有人从中日关系的角度研究这个课题。对乙级和丙级战犯的审判过程，告诉我们很多战后的中日关系。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的确派梅汝璈任法官、向哲濬任检察官，但是总体而言，在东京审判中，中国人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主要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说了算，他们更偏向西方国家。

    第三个原因是，在东京审判中，有28 个日本甲级战犯被审判，他们主要是军事或政治领导者，而其余乙级和丙级战犯呢？他们总共有5700人，有1000多人在中国。研究这些人在中国接受审判的过程以及日方的反应，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信息。

    腾讯文化：为何国际社会对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的审判过程关注较少？是因为冷战么？

    顾若鹏：这是部分原因。毫无疑问，冷战对该局面所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另外，到21世纪初，大陆、台湾、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档案和资料才公开。

    我想，真正的原因并非因为冷战或资料，而是我们的态度改变了——我们不再像约翰·道尔（John Dower）或其他历史学家那样，从日本侵占中国、中国内战或者毛泽东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我们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站在某一个国家的角度研究问题，而是研究整个区域。我们用不同的视角看到二战后的历史，研究日本帝国是如何衰亡的，中国是如何振兴的。

    腾讯文化：你的研究成果都体现在你今年1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犯与中国的审判》中，你认为你的研究对这个领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顾若鹏：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在英文世界几乎为零。中国学者做了一些相关研究，但是也不多，并仅仅只与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战犯的审判有关，很少涉及国民党对这些战犯的审判。我是第一个研究国民党也研究共产党如何审判这些战犯的学者。我试图比较国民党和共产党审判的共性和差异。

    更重要的是，我并非只对中国或日本的历史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二战后的东亚寻求公道和正义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如何影响中日关系。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告诫民众不要复仇

    腾讯文化：你为何用“从人到鬼，从鬼到人”为书命名？

    顾若鹏：这个短语来自中国共产党。当时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和英美荷法等国家对战犯的处置显然不同。新中国政府有自己的审判依据和过程，他们希望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帮助其恢复人性，让他们从“魔鬼”变回人。

    这种态度始于蒋介石。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蒋介石提出“以德报怨”，而不是报复。一方面，这样的决策充满仁慈；另一方面，当时这样的决策也非常务实。蒋介石是非常聪明的政客，日军投降后，蒋介石宣布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因为他需要日本人的帮助。他们会惩治战犯，但只会按照他们的意愿，惩治他们认为犯了重要罪行的战犯。在当时，他们没有正式的法庭、法官以及律师，没有法治体系，只能靠策略做决定。

    腾讯文化：战争结束后，为何中国没有人呼吁严惩这些战犯，比如将其处决？

    英学者：中国对日战犯改造很成功

日本战犯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图自网络）

    顾若鹏：因为他们做不到。国民党的很多军官曾经在日本留学，懂日语，对日本心存敬重——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恐惧，他们觉得打不过日本人。这是在当时没有大规模复仇行动的原因之一。

    另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告诫民众不要复仇，他们呼吁停止暴力。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希望民众支持他们，并互相竞争。日本帝国溃败后，他们的敌人就剩彼此。并且他们都意识到，从1912年以来，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革命状态。持续的暴力，哪怕是反对日本的，都不会得民心。

    腾讯文化：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这些日本战犯？

    顾若鹏：这些战犯的待遇不错。这也并非不正常，因为国际社会对如何对待战犯做了规定。并且在当时，无论是中国国民政府时期，还是新中国政府时期，中国都已经站在国际舞台上，被其他国家盯着看，所以他们对待战犯的态度也变得非常重要。

    腾讯文化：从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决定对1000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人性化的改造。这一决定是否遭遇过一些阻力？

    顾若鹏：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他们花了好几年讨论，是把这些日本战犯处死，送回日本，还是关进监狱？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想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彰显全世界：他们“比国民党强，也比日本人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即通过对战犯进行教育和改造告知世界：中国 国共产党了解法治，理解公正的含义，并且比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更仁慈。这也是我书中的观点。

    腾讯文化：目前关于国共双方对战犯审判的研究有哪些不足？

    顾若鹏：这段历史的某些内容依然被忽视，比如关于对战犯进行审判的依据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为何被忽视？新中国在1956年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但是不久，参与审判的很多法官和律师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并且在之后的“文革”中受到迫害。这些故事也就很难被讲出来了。

    日本战犯归国后致力于中日友好

    腾讯文化：在日本战犯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的1950年代，日本政府是什么态度？

    顾若鹏：1952年之前，日本政府并不知道中国关押了多少日本战犯。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做一些工作。1953年，2.5万在中国的日本人被遣送回日本，但他们大都是平民。我想在下一本书中探讨当时中国和日本政府为此达成了哪些共识。

    我读到的一些资料显示，当时日本官员告诉英国官员，他们不希望这些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宁愿他们离得远远的。当然，这只是一部分材料，我现在还不完全确定当时日本政府对这些战犯的态度，以及是否做了努力让他们回到日本。

    腾讯文化：有学者认为，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就是对其进行“洗脑”。你怎么看？

    顾若鹏：我不认为是“洗脑”，如果是“洗脑”的话，等这些战犯回到日本，他们一定会恨中国。但实际上，在这些战犯的余生，他们很爱中国，爱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再教育并非“洗脑”。

    腾讯文化：所以这些教育改造让战犯恢复了人性，是成功的？

    顾若鹏：对。在全世界，这样的教育改造是独一无二的。对日本战犯进行教育改造的积极意义是：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在返回日本后都心存愧疚，他们很努力地向日本社会坦白他们的罪行，很努力地改善中日关系。这些情景是在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

    腾讯文化：他们成了中日和平的呼吁者？

    顾若鹏：是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撰写回忆录，创办杂志，他们很努力。但是他们的行为对日本社会有多大影响呢？也很难判断。他们回到日本后，充满了理想主义，但是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难以融入日本社会。

    腾讯文化：为什么？

    顾若鹏：就如有些学者所言，有些日本人觉得他们是“共产党”，认为这些战犯被洗脑了，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傀儡。最初日本社会对他们产生了很多偏见，之后他们才逐渐被日本社会所接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也只是在最近10-15年，尤其是最近一两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到来，他们的回忆录和关于他们的报道才越来越多。

    腾讯文化：日本有一些纪念参战和阵亡日本士兵的纪念碑。他们被当英雄么？

    顾若鹏：肯定不是。那些在1949年前返回日本的士兵想尽快融入日本社会，忘掉他们的经历，忘掉他们是战犯。这些纪念碑并非要纪念他们是英雄，而是要纪念他们能活着回到日本，或纪念那些战亡的日本士兵。这些纪念行为和战争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纪念碑上从来不提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遭遇。他们通常被称为特殊境遇下的受害者，而不是罪犯。

    腾讯文化：这是故意忽视历史的行为么？

    顾若鹏：肯定是。战后不久，中国的领导者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何让战败的国家记住这场战争，让他们记住中国的苦难，同时记住这场战争的起因。

    我认为，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