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风物》：拒绝对农村诗意化的描写

    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褚凰羽

    嘉宾

    李锐：《太平风物》作者、作家

    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名作家李锐最新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太平风物》小说集共收入短篇小说16篇，每篇小说的题目都是一件农具，作者把残摩、樵斧、耕牛、牧笛、铁锹、镢、犁铧、耧车等都纳入“农具教育”之中，把数千年悠远的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放在同一平台上使之碰撞，从而把中国农民与土地、农具之间血肉相连甚至生死与共的关系表现得刻骨铭心。

    李锐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是一部农业文明史，是被农民手上的工具一锨一镢刨出来的。可人们对历史和知识的记忆，往往只是对于正统典籍的记忆，没有人在乎也很少有人注意，养活了历史和知识的工具。

    “那些所有的农具根本就是农民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人和自然相互剥夺又相互赠与的果实”，这是李锐在他的这部小说集中新的创作理念。在作者笔下，农民在失去土地和失去世世代代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后的茫然、创痛和决绝，显得格外惊心动魄，在作者看来，描写农村题材和农民需要独特的视角，但那种田园风光、诗意化的描写是作者拒绝的。

    对于真正的农村，作家的思考是很乏力的

    记者：700年前，王祯看见农具被人使用，一派怡人的田园风光，和平、丰足、恬静而又久远。这景象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发出由衷的赞美：“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您的创作受到《王祯农书》的启发，但您在书中所描绘的主题却和王祯大相径庭，多了一些沉重的东西，如何理解您作品的立场？

    李锐：中国文人一直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把乡村描绘成世外桃源，作所谓的田园诗，这已经是中国诗歌一个重要的传统。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种传统叫悯农，“锄禾日当午”、“路有冻死骨”，这些控诉同时和田园诗并行。一个诗人同时可以写出非常优美的田园诗，也可以写出非常尖锐的悯农诗，这是中国传统的两面。

    我相信写这些诗的人一定是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满身茉莉花茶的香味，他们赞美劳动人民，但心里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当一个农民。这种虚伪的道德观是那些不去劳动的、住在城里的人，却享受了劳动成果的人编出来给自己听的，以使自己灵魂平静。因此，我特别反感那些虚假赞美劳动人民的语言。在我的作品中，拒绝对中国的农村、对劳动人民诗意化的描写。

    格非：目前描述农村状况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相当多的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但是对于真正的农村、真正的现实本身，我们作家的思考是很乏力的。当然也有一些作家把农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看待，写了很多关注农民切身状况的作品。但是，如果只把农民仅仅看成是一个弱势群体，仅仅是需要你同情的群落，我觉得这是对农民非常大的误解。我们没有资格去同情他，把他看作一个需要拯救的人群，因为他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八亿多人。我不太赞成所谓的底层关注。

    通过农具跟历史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努力

    记者：那么，您选择农具作为小说的主题，主要的出发点又是什么？

    李锐：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五千年文明是农业文明，而农具实际上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结晶，它特别具体也特别鲜明地表现了人和自然和谐的关系。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把农具作为我的主题，同时也把农具看作是我小说里的人物。我希望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不仅能作为我小说的背景，而且要作为活着的东西根植在我的小说里。我希望能让人们看到我们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全球化的处境之下是什么样的，那些操着农具的人们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样的。

    记者：以农具作为小说的主题，是以前没有人写过的，这部作品与其他乡土题材的作品相比，提供了哪些不一样的视角？

    格非：这本书我很早就看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打动我，就是作者并没有把农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底层社会来描述，他的目光更远。他非常虔诚地描述了农村农具的历史，并在这个叙述中解读农民的现状。

    我的家乡在江南，那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农村还非常美妙，而最近20多年来我却有一个感觉，农村非常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农民的心灵也处在禁闭的状态中，价值单一化的倾向非常明显。这种活生生的心灵变化是最触目惊心的。李锐对农村现实做了一个相对复杂的描述，把各种小故事、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生活层面都涉及了。他通过农具跟历史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努力。

    “走向世界”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中国文化、文学的不自信

    记者：当下国内的文学创作，很多创作者的写作资源常常从国外舶来，而作为一个蜚声国际文坛的作家，您为何执著地在农耕文化中寻找素材，并刻意强调“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李锐：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在问自己，中国的一切真的都是糟粕吗？以前那一切东西，如我笔下的农具，都不可能再成为我们笔下的东西吗？如果我们看福克纳的小说，会发现圣经等古老故事是他创作的直接素材，成为他写小说的立意。相对于福克纳，我们总是不相信自己，使得评论家在评论中国的小说家时，夸奖人的时候就会说他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等。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近年，文坛在“走向世界”这个口号的背后，实际上掩藏着一个特别大的危机，就是对中国文化、文学的不自信。

    记者：《太平风物》的文体形式非常新颖，不同于您此前的《厚土》等作品。比如，在《袴镰》中，袴镰的图片放在小说的开始部分，然后是古人对袴镰的文言文解释，接着是诗意化的《王祯家书》对袴镰的描述，最后才是小说主体文字，在讲述的现代故事中，袴镰成了杀人工具。这种写法很新颖。

    李锐：我称它们是一种超文本拼贴，实际上是把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拼贴在一起。我把这些拼贴的结果放在这本书里，是希望做一个纸上的博物馆，希望小小的10多件农具能够组成一个纸上博物馆。这样的一本书，不仅是小说，也是一种展览，把直接的东西和需要思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