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术精神当代价值的中国文化基因

　　摘要：

　　1．武术精神当代价值是建立在历史的、具有广泛联系与发展而非孤立、静止与片面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评估。正确认识武术精神的前提条件是应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唯物辨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2．武术精神是人最重要的一种意志品质。它融合于德、智、体教育而体现为人的综合素质表现。作为意识活动，它又贯穿于几乎所有体育运动始终并起到精神支柱作用。在和平时期体现为民族素质。古往今来，它作为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体现始终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之道的“国之大事”。

　　3．“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蕴含了“朴素唯物主义”，而对于军事的模拟则延续了古代兵法蕴含的“朴素辨证法”。当代武术精神应结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发展其理论体系，使之更加具有实践性。

　　4．中西方文化存在互补。就“精神价值”而言，体现中国5000年文化的“武术精神”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体育精神，亟待重新认识与开发。

　　本文就以上四个问题采用文献资料、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形式逻辑推理等方法进行论述。

　　关键词：自强不息、不射之射、体育之研究

　　一、武术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一）评价武术精神首先应坚持唯物主义原则

　　武术精神作为人的意识必然依附于特定的“武”的活动的物质存在，不能脱离人的这个主体凭空想象随意杜撰，必须首先认识精神与物质存在之间的辨证关系的问题。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它们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也就是归根到底谁先谁后、谁依赖谁、谁决定谁的问题。……也是全部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1﹞武术精神必定是由特定社会的客观存在所决定的，而武术精神作为人的意识活动也具有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和特定的运动形式的能力。

　　研究武术精神不能脱离武术运动本身。武术精神不依赖基于主观的概念、定义而成立。武术精神必定是遵循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依附于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又必定体现特定时空限制相对性的本质属性，具有稳定的、可以区别他物的规定性并且又还在继续发展并变化着。同时也不能局限于武术运动而谈武术精神，局限于武术运动本身的武术精神，至多不过是一种西方体育体系的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理学实验，而并不具有社会实践的普遍性适用意义。

　　武术精神包含有几个层次的基本要素：

　　1．它首先表现为人对于客观世界正确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道法自然”、“格物致知”，蕴含了一种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古人对客观存在“第一性”而人的意识属于“第二性”的认知已经初见端倪。这是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世界，帮助人建立健康的心态面对困难，融入社会的能力。

　　2．它是通过应对客观对象诸多挑战和直接对抗的身体训练，并在训练中锻炼强健体魄，养成人的坚韧不拔、临危不惧和永不言败的意志品质。它具有实践性，不光是意识苦思冥想的产物。

　　3．武术精神由于继承了古代兵法的理性而非感性的，具有逆向思维特征的思维方法。能够运用对抗中认识世界的客观态度和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缜密设计与预判来解决矛盾，因而它也具有某些方法论特征。

　　人的经历、所处环境具有差别性，这就决定了武术精神具有个性特征。培养武术精神可以形成健康、冷静、顽强、克制和充满智慧的气质，它的形成要经历长期刻苦而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空泛的提倡可以完成。而作为一个民族的武术精神，则是这种个人的精神气质发扬光大并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具有共性特征的民众的审美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法、精神特征的自然流露。

　　它比之一般的意识、思维活动要更加精练、严谨，更理性，有利于人们以健康心态面对生活、困难，也更具有普遍适应的实用价值，无论学习、工作甚至艺术创作都可以从中受惠。

　　武术精神应遵循从认识到实践再从实践到认识的不断提高的过程，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是武术精神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

　　5000年来《易经》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充分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价值观。

　　“刚柔相摩，八卦相荡”﹝5﹞所蕴含的阴阳相济，刚柔有应，相反相成，初步揭示了唯物辨证法的“事物的相互联系构成运动和变化。”的原理﹝6﹞

　　易曰：“萃：亨。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 ﹝7﹞

　　“萃”是聚集之意，昭示人们通过流水汇聚在地上而成沼泽的自然现象，主张君子对自然的敬畏。以美德、正道聚合人心，会通上下才能够政通人和。中国文化对于“水”的融通、柔顺形态的崇尚由来已久。即使是谈论“武”也是以一种谦虚和美德的崇尚来体现。

　　“萃”卦提示人们:“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说文解字》除：去旧更新。除夕：辞旧迎新。对军备要不断更新以防不测。不可把动武当作儿戏，轻易动用就失去威慑力。又不可废武，荒废了武备，就召来了强盗。吴王夫差因为好战而亡国，徐偃王因为一味“仁义”被灭国。这些论述昭示古人对于政治与军事的文武之道的辨证理解，其蕴含的主观认识要遵循客观规律的“朴素唯物主义”已经显露雏形。

　　早在十七世纪《易经》等古代哲学著作就已经传入西方，德国哲学家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1646—1716）“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辨证法’” ﹝8﹞。

　　莱布尼茨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 “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9﹞

　　也许会有人感到意外，所谓“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辨证法” ﹝10﹞伴随中国人已经有几千年历史，它不是“伴随西方坚船利炮”的舶来品。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11﹞

　　“一阴一阳之谓道”已经非常接近“对立统一规律”。“继之者善也”指出阴阳规律具有的普遍适用性。而“成之者性也”形成“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12﹞

　　仁德的人从中体会出“仁”，聪明的人从中体察出“智”，而正是因为这些道理太过于平常，而百姓日常生活受益于此道却浑然不知，《易经》还被当作算命先生的工具书。其实说它容易就容易在这些道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密不可分，而难又难在站在“仁者”“知者”“百姓”各自角度解读的《易经》都只答对了部分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君子之道”涵盖万有，而真正了解它的却很少，难道不还是今天的难题？

　　“易”是变化、交易的意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13﹞又涉及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而这又暗含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辨证关系” ﹝14﹞的问题。《易经》许多观点都可以在今天的哲学著作中找到对应，《易经》既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又是研究思维规律的方法论。

　　“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15﹞

　　“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 ﹝16﹞揭示了武术的内外有别、刚柔相济、虚实相间、动静有机、固本培元、知雄守雌的对立统一，武术的思维方法与中国古代哲学一脉相承。

　　先秦时期既是思想家辈出也是军事理论巅峰的时代，绝非偶然。“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文与武互为其根，相辅相成，武术精神体现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独有的文武之道，而只有这样的学术环境才成为检验“朴素辨证法”的土壤。

　　（三）武术本质的相对性

　　虽然武术精神作为人的意识范畴广泛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但它又必然体现、反映武术的本质属性。既反映历史发展的延续也适应武术精神当代价值的客观要求是正确理解武术精神的根本保证。

　　“质就是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 ﹝2﹞

　　形式逻辑在“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限制下确保认定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明确性和无矛盾性。但武术精神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现代社会的意识体现，而且还将属于未来。今天的武术精神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历史责任，不是静止、孤立的定义所能够概括，这就决定了这种认识过程必定充满了唯物辨证法的思维特征。

　　1﹒ 文武之道，有无相生

　　“武”的本质不是“文”，对抗性是武术本质“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最稳定和明确的本质属性。其它属性都很难代表武术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根本区别。但又应该承认，事物本身会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无时不刻都在发生，变化的方式千变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其根，相反相成。简单的“是”或者“不是”就不能解决发展与联系的事物本质的问题，两者有无相生，这是“质量互变规律”。

　　唐代公孙大娘舞剑器，剑只是一件舞蹈的道具。公孙大娘即使把剑舞的再好也不能称之为“武”，而是“剑器浑脱”，一种宫廷舞蹈。京剧武生也大多经历过由“武”而“舞”的演变过程。京剧武生的云手、圆场、山膀、旋风脚、二起脚等都是来自武术，京剧演员的开打也是武术套路的拆开的对打，但这些全部是适应舞台表演这个目的。尽管不乏“好拳师不斗赖戏子”，但京剧舞台的武打还是属于艺术并不能称之为武术。

　　武术具有表演性功能，当然也具有艺术性。鸿门宴上舞剑的项庄当然是表演。但这种表演与艺术本质的不同就在于它还是为了杀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项庄舞剑”与公孙大娘的根本不同。前者的动机是通过表演形式迷惑对手，目的是杀人，而后者是为了取悦观众，武术只是形式。

　　而李小龙的功夫电影是艺术。但这种艺术形式的真实是建立在反映武术的最核心价值的真实之上。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李小龙自导自编自演的电影《猛龙过江》，这部电影故事是为了李小龙的功夫而设立，格斗场面全部使用长镜头，不用威亚，不搞蒙太奇，而对打的对手却是全美七届空手道冠军罗礼士，使它又不同于其它艺术而更像李小龙功夫对打的纪录片。李小龙用电影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功夫。又通过李小龙拳拳到肉的真功夫格斗而塑造嫉恶如仇的英雄形象来宣传武术精神。

　　1972年美国“黑带杂志”把李小龙归之于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武术家，20年后他再次被其评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8位武术家”之首。根本原因是李小龙对搏击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因为功夫片的艺术性，这是内容与形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证关系。而后来的功夫片明星大多都不被承认为武术家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关于武术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够非此即彼的一刀切。

　　2﹒武术与军事的“约”与“繁”关系

　　军事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具有延续性。

　　“猷学荆楚长剑，颇得其要法。吾师虚舟赵先生，见而笑曰：‘若知敌一人之法矣，讵知敌百万人之法于是乎？’猷退而思，思而学，学而又思，思而又学，乃知天下之理原于约者，未尝不散于繁。散于繁者，未尝不原于约。复以质之，先师曰：‘得之矣’。……八阵必四隅为正，四方为奇；自一人以至百千万人，同一法也。人之善斗者，一身四肢屈伸变化，有无穷尽之形，故前正而后奇，忽焉正后而奇前，正聚而奇散，……万人之变化，犹一人之伸缩；万人之从令，犹五体之从心，无不胜也。” ﹝4﹞

　　俞大猷回答了武术与军事之间形式上“约”与“繁”，而本质上“同一法也”。只有反映武术本质的武术才能够全面体现武术精神。而不同时空环境的武术的本质又具有相对性，也就不能以一个“是”或者“不是”来简单划分。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3﹞

　　武术当然可以表现为竞技体育项目、散打、健身、套路等，毛泽东甚至举例“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长年坚持来锻炼意志。而少林寺把挑水、扫地等用于练功。它们都在各自相适应的特定时空环境中体现或者部分体现武术的属性。关键在于目的，因为终将由此而选择其本质属性的发展轨迹。 武术最真实地继承了战场厮杀的模拟和建立在真实反应战场对抗的策略与战术，对于人的精神素质、智慧水平和意志品质训练的提高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二、武术精神的反作用力

　　一种被称之为“精神”的思维、意识活动如果不能还原于实践，这种武术精神就毫无意义。而武术精神并不完全被动地由武术本身所决定，它还具有转化为物质能量的反作用能力。

　　（一）武术精神价值的核心是注重过程

　　注重结论与注重过程是武术精神与西方体育最直接的不同，也体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武术精神始终和武术本身融合在一起，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体现在主观对于客观的不断适应之中，也反映在主观意识根据客观的灵活应变而表现出主动性。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17﹞

　　这种思维的特征，就是精神是全过程的精神，而不是只关注一个静止、孤立的结论。

　　精神是随运动过程的全过程融合的全面的冷静权衡。

　　“太极拳者，权也，所以权物而知其轻重者也。然其理实根乎太极，而其用不遗乎两拳。且人之一身，浑身上下都是太极，即浑身上下都是拳，不得以一拳目拳也。”﹝18﹞所以才会“动之则分，静之则合”。

　　一个“权”字道尽了孙子兵法“因利而制权也”的全部含义。孟子“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 ﹝19﹞亦同此理。

　　“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利用了人对于经验性结论的思维惯性。

　　注重过程的造“势”，形成未战而必胜的定式，使敌人在必然战败的结论下放弃抵抗。诸葛亮“空城计”是把专注放在轻松弹琴这件看似与战争无关的细节上，于是司马懿得出兵临城下还专注于弹琴城内必有伏兵的经验性结论。是诸葛亮过程的真实模仿把不能而示之为能，引诱司马懿得出经验性结论，是逼真的过程掩盖了结论的虚假。

　　而《说剑》中庄子是用铺垫剑士思维的真实过程粉碎赵文王对说客的警惕，将赵文王引入真正剑士的思维过程后，从国君身份而具有剑士思维的反差来反证赵文王行动的荒唐。

　　无论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弹琴，还是庄子“说剑”的说理，都是思维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思维超常意志品质反作用于客观对象转化为了实际能量。任何真实动机显露都将造成失败而召来杀身之祸，过程本身证明意志品质的价值。

　　“兵者，诡道也”的本质就是注重于过程本身的虚实真假变化，而支撑它的却是强大的人的精神力量。“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20﹞就是隐藏目的、动机，是逆向思维，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同前﹞

　　“不偏不倚，忽隐忽现。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杳。仰之则弥高，俯之则弥深，进之则愈长，退之则愈促，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英雄所向无敌盖皆由此而及也。”﹝21﹞

　　有人认为“一羽”、“蝇虫”在搏击中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吗？其实结合孙子兵法就不难理解， “兵家之胜”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能走漏风声，任何动机都“不可先传也”。 “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就是在运动中不透一丝一毫动机的信息给对手。把“一羽”、“蝇虫”坐实了字意而忽略了上下文联系的语言环境就容易望文生义。

　　中国武术继承兵法的辨证思维，贯穿这种思维的武术精神是同西方体育只注重结论和全力以赴的“一过性”动机的根本性区别。

　　（二）“武术精神”价值体现在锻炼自我意识活动的掌控能力

　　意志品质的“精神价值”是中国武术的重要支柱。

　　1﹒“不射之射”意识的反作用能力

　　列御寇将一杯水放在手肘上，拉弓放箭百发百中“尤像人也”。伯昏无人对他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说罢走到山崖边，一边是万丈深渊。伯昏无人背对着悬崖倒退，半只脚已经退出崖石对列御寇说；来，到这里来射箭，你还能镇定自若吗？列御寇吓得汗一直流到脚后跟，拜服在地。

　　伯昏无人说：“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色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22﹞

　　“不射之射”其核心是无畏。如果这个伯昏无人的半只脚退至崖边的动作不是出现在万丈深渊之上而是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就是你倒退下台阶的动作，还会让人害怕吗？是在悬崖边上会掉下去的经验让列御寇产生了害怕，而此刻列御寇还站在平地。是他的经验想象已经到了万丈深渊，“御寇伏地，汗流至踵”是因为主观想象战胜了客观现实。是列御寇执着于主观经验的结论放大了危险。伯昏无人身历险境神色不变和列御寇在平地就“汗流至踵”，起作用的是意识对存在的不同反应的问题，而后者犯了“经验主义”。

　　伯昏无人排除了主观意识惯性，不让运动本身的可靠性掺杂任何干扰，只把万丈深渊当作生活中下台阶，怀着平常心，对危险采取了“无意识”反应。“至人”能力恰恰要依靠注重“平常心”的过程，这就是“无为”，无主观盲动之为。通过“无为”达到无畏“而无不为”。

　　中国运动员赛场上被诟病“精神不集中”，其实是主观意识太过专注。想赢怕输，已经因为这种自我专注影响了对于客观变化的正确预判。说到底是意识控制能力出了问题。

　　“不射之射”的“无意识”反应能力的基础是思维清空和身体放松下的全身贯通，这是建立于“上善若水”理论的武术特有的运动方式。

　　中国拳术的俗称“内劲”、“整劲”、“寸劲”、“用意不用力”等独特发力方式，这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运动的物化，它为刚柔、虚实、动静、快慢的策略提供了条件。这种独特运动方式作为物质基础又反过来决定武术的意识活动和思维方法，这是武术精神反映的意识与存在的辨证关系。

　　2﹒武术精神体现意识的自控能力

　　所谓“无意识”是自我意志控制能力。有些是与生俱来，比如呼吸，即使大脑休息也并不停止呼吸。但有的就需要经过后天的训练才能掌握，像走路时人已经不需要去思考怎么走，记忆会自动做出迈步和迈步后身体失衡恢复的问题。这种无意识的运动较少受主观意识的情绪性干扰而更加稳定，获得这种能力是需要经过训练和长期思维控制能力的提高。

　　在两千多年前，通过静坐来磨练意识控制能力已经是一种训练手段。

　　庄子在《齐物论》中记录了静坐修炼的场景，处于静修状态的南郭子綦谈到的天籁、地籁、人籁就是静坐时的“悟道”，他悟出的：“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无形。”﹝23﹞解释了主观与客观的辨证关系，难能可贵地点出：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而主观意识又反作用于客观存在来体现客观存在的价值，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遵循客观世界固有的自然规律……而主要的特征就是首先强调自我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适应，已经接近“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定律。

　　“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24﹞所以道家也讲“脱胎换骨”。

　　佛教坐禅时静止的盘坐和大脑思维活跃的对立放大了肢体静止与思维活跃之间的矛盾，使这种静止形成强制束缚意识的激烈对抗，即所谓“以毒攻毒，以妄制妄”，通过“自证”让自己获得可以面对一切苦难的超常意志品质能力而在人世间感到欣悦。少林拳是出自禅修以后的身体活动，佛教圣地却“少林以拳勇名天下” ﹝25﹞这是得益于禅修获得的思维清空后的“定力”和“虚空”思维活动下“打通气脉”的技击技术。太极拳“用意不用力”、“舍己从人”、“周身一家”都是强调自我意识的柔顺来达到柔能克刚。

　　“就如少林寺把禅和武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样，日本武道也是通过禅形成了武道哲学。禅同武道在精神上融为一体，可以说这同中国少林武术完全一样。”﹝26﹞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7﹞

　　几千年来，儒释道殊途同归地都强调了自我修养的意志品质培养和训练对于人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武术精神全面继承了这种思想方法。

　　三、“体育之宗旨，武勇也”

　　毛泽东1917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体育之宗旨，武勇也”﹝28﹞就是通过体育培养国人的武术精神。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同上﹞

　　中国近代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既是因为封建统治者腐朽无能，也因为奴化教育造成民众心理素质懦弱。“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同上）而此文章发表20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29﹞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尊严又从何而谈“文明”？毛泽东通过“命中”与“致远”，“内部”“原因”造成“外部”“ 结果”的辨证逻辑，阐明了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修“武勇”的“宗旨”。青年毛泽东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的谙熟而表现出惊人的预见性。

　　今天的中国既要坚持和平与发展，但长期和平环境难免出现人的意志品质退化。武术搏击的实用价值降低，但武术模拟军事对抗的直接和逼真在和平时期对于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的当代价值却凸显出来。运动员在大赛的氛围表现不佳，其主要原因还是缺少忧患意识教育和针对性训练，以至“见兵而畏之”，一遇对抗就胆怯。

　　无论是孙中山提出“尚武精神”还是毛泽东的“体育之宗旨，武勇也”，以及今天的“武术精神”，其本质并无原则上的差异，因为这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规律。脱离国家视角的“武术精神”难免纠缠于个人历史纠葛，用故事证明武功，“托名祖传，自炫其能”。理论近似小说，“武术精神”也就难免变异为“武侠精神”，演变成韩非子所指“侠以武犯禁”。

　　解放后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立足点是着眼和平时期人民群体的体魄健康和精神素质。而一旦全民身体综合素质下降，首当其冲的就是体育对抗性集体项目，因为几乎所有对抗性体育项目都或多或少是在模拟战争。

　　美国人的强悍体现在民族性格中，它的体育项目几乎全是对抗性项目，美式橄榄球“超级碗”甚至使加拿大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开幕式改期。美国孩子接受的是对抗、勇敢、团队的教育，这已经形成美国国家精神。而人种并不优于中国的日本，依靠自幼养成的武士道精神在各项体育赛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专为培养日本政治家的“松下政经塾”，把禅修、剑道、兵法等列为必修科目。

　　“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30﹞“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 ﹝31﹞蹴鞠所以能够“自振”是因为是战场厮杀的模拟。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拒绝了“天子为治第”，表现的是身先士卒的无私精神，这是汉代“蹴鞠”与宋代高俅用于换得“太尉”高官的花式“蹴鞠”的本质区别，也反映两个不同朝代的价值观。

　　十八大后，国家成立了“国家足球改革领导小组”。现代足球“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宗旨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直接对抗性的赛场上更要提倡武术精神，而令人振奋的国家足球队直接鼓舞民族自信心，普及足球有利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武术精神在当代的价值体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急迫性。

　　结论：

　　武术是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哲学的载体，是对于险恶战争环境的时空环境的真实模拟。而只有基于正确的世界观并结合社会存在的广泛联系并延续历史的发展才能为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评估提供理论依据，这又关乎人的“德”的修养。

　　中国要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有鉴于此，对于武术精神在全民族范围的普及既是武术发展的巨大空间与机遇也是“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最直接体现。塑造中华民族的武术精神，武术界责无旁贷。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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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秀林、王干、李怀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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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祖行．图解易经﹒萃卦．系辞传﹝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15

　　﹝12﹞李秀林、王干、李怀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9)：135

　　﹝13﹞祖行．图解易经﹒萃卦．系辞传﹝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315

　　﹝14﹞李秀林、王干、李怀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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