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是伪造的传统服装？

扬州最大汉服

    摘要]乍一看，汉服爱好者的说法和“汉服”的定义颇有传统色彩，但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汉服不过是近几十年兴起的“传统服装”，是被人为制造的“传统”。

    据人民网报道，1月8日，扬州最大汉服现身，现场征集签名欲申请非遗，扬州汉民族服饰艺术研究会秘书长夏梅珍说：“汉服是华夏民族服饰的统称，代表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传承。”夏梅珍的说法，代表了近些年来兴起的“汉服”热的正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汉服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民族应该重新树立自己的民族服装，以继承传统，有别于其他民族，秉承这种诉求，“汉服”爱好者掀起了“汉服复兴运动”，2015年春节期间，央视春晚节目《大地春晖》因“汉服”样式是改良后的旗袍，酿成“汉服事件”，汉服爱好者纷纷要求央视道歉。

    乍一看，汉服爱好者的说法和“汉服”的定义颇有传统色彩，但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汉服不过是近几十年兴起的“传统服装”，是被人为制造的“传统”。

    关于“汉服”的讨论2004年后才出现

    关于传统服装的讨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2001年10月21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统一穿着经过精心设计的“中式服装”亮相，这种“中式服装”被称为“新唐装”。自此以后，“唐装”一词迅速火遍中国，成为年度热词。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唐装秀

    不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着的“新唐装”样式，与后来流行的“汉服”并不一样，但这开启了关于汉服的讨论。大约在2004年，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关“汉服”的讨论、争议和新一轮旨在构建“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参见《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周星，《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

    这一时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上，以网民参与为主，媒体与学术界在讨论初期并未参与。检索中国知网的文章数据，显示2004年及以前，并没有以“汉服”为主题的研究讨论，但到了2005年，以“汉服”为主题的讨论开始出现，且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2005年有12篇以“汉服”为主题的文章，到2006年则猛增到41篇，2007年达到82篇，到2015年，共有119篇以“汉服”为主题的讨论文章。

    除了讨论量增加外，讨论参与者也发生转变。2005年参与“汉服”讨论主体是《中国新闻周刊》和《民族论坛》，前者代表了媒体，后者代表了半官方半学术机构。周星在《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一文中说：“目前，有关‘汉服’问题的学术研究还较少展开，我们尚很难见到严肃认真并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周星的说法，是基于2008年之前的“汉服”讨论而言，但在这之后，“汉服”讨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互联网和网友，不少媒体和学者参与进来，汉服逐渐变成了“学术”。

    如周星所言，学术用语中的“汉服”和“汉服运动”中的“汉服”含义并不相同，前者主要把“‘汉服’理解为汉族的服装，但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汉服’。”后者则认为“‘汉服’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款式和特征，汉族需要‘汉服’，‘汉服’是汉文化理所应当的组成部门。”学术讨论中的“汉服”与“汉服运动”中的“汉服”含义并不完全一致，两者甚至有很大区别，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学术界关于“汉服”的讨论是在互联网的“汉服”讨论热后才兴起的。

    流行的“汉服”定义对清朝持明显的否定态度

    “汉服运动”支持者对“汉服”有着明确的定义：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

    在这个定义中，清朝被明显排除在外。在“汉服运动”支持者看来，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纯粹的“汉服”，只是迫于清朝的民族压迫，“汉服”才被迫“不正常”地消失了，现在讨论“汉服”，只不过要恢复这一传统。

    在这一话语体系下，清初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都被用来证明“汉服”是被迫消失的，这些事件如：清朝入关时发生的屠城事件，逼迫汉人“剃发”，放弃“汉服”。但实际上，所有这些论述都是选择性记忆，并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清朝时期，妇女的“民装”（汉服）其实是和“旗装”并存的。清朝政局稳定后，不少皇帝、贵族，身着汉装，最为出名的当属雍正皇帝，从留下的画像上看，他有不少身着“汉服”的cosplay。

雍正的“汉服”打扮

    实际上，清末民初中国人习惯穿着的“长袍马褂”，也是“汉服”与“旗装”长期互动后留下的产物。不过，这在“汉服运动”的支持者看来，这并不能证明清朝时“汉服”还存在，说清朝时期“汉服”最终消失，大体上是不错的。因此，在界定“汉服”时，必须把清朝时期的汉族服装排除在外，以此恢复“汉服”的纯粹，回归本源。

    其实，这种对清朝的否定态度，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早在20世纪初便已显现。以“扶清灭洋”为目标的义和团运动中，不少人就穿着“汉服”，而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不少知识分子就希望抛弃清朝服装，恢复“汉官威仪”，在实践中，改变服饰也是革命党人的诉求之一，这背后体现的同样是对清朝的否定。到了袁世凯登基称帝时，“洪宪龙袍”据说就参照了明朝皇帝的龙袍，只不过无论是革命党人的服装改良，还是袁世凯的登基称帝，都没能维持多久罢了。

    “汉服运动”实际是民族主义崛起的一个侧面

    “汉服运动”的兴起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密不可分，如前文所言，2001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到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召开，中国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升，“汉服运动”也在此期间蓬勃兴起，席卷范围越来越大，从最初的网络草根逐渐延伸到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成了一种民族“复兴”的符号。

    在这场“运动”中，年轻人扮演了主体力量，互联网充当了前沿阵地，在一个时期内，互联网上兴起了大量“汉服”相关的网站，如“汉民族网”、“汉网论坛”、“兴汉网”、“天汉网”、“皇汉网”等等，这些网站不少现在已经关停，但他们宣扬的观点和理论，并未随着这些网站消失。

    依据周星的研究，“汉服”支持者抱着这样一种论点：自认为找到了“汉服”这唯一可以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面对“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现实，不少“汉服运动”的积极分子自命是肩负着复兴“汉服”，进而复兴民族及中国传统文化之使命的先知先觉，而广大的民众则是浑浑噩噩，需要他们努力去启发的对象。“汉服运动”的目的之一，据说就是要唤醒汉族乃至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参见《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周星，《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

    在这种观点的号召下，“汉服”爱好者逐渐结成一个亚文化社群，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阵地，他们开始逐渐走出互联网，尝试走向现实社会，不少人在现实社会中穿起了“汉服”，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早在2007年就有政协委员提出，将“汉服”设为“国服”，有人大代表建议制定“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后来更有几十名学者签名倡议“将汉服定为北京奥运会礼仪服装”。这场源自互联网的“运动”，开始融入“民族复兴”的宏大语境，成为人们不得不正视的社会运动。

    “汉服运动”得到不少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和影视明星的支持，但也引起了知识界的警惕，特别是关于把“汉服”设立为“国服”的提法，不少学者认为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颇具危险性，雷颐指出，一些“汉服”提倡者再度将“服装”政治化，这是一个危险的观念：千百年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才逐渐摆脱了“服饰政治化”观念，服饰成为个性表达、选择的最好形式之一。（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19期，雷颐，《汉服，未必可称“国服”》）

    “汉服运动”背后具有强大的经济诉求

    尽管有不少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提醒，但“汉服运动”并未偃旗息鼓，声势反而越来越浩大，2008年后，关于汉服的讨论与报道，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汉服”爱好者通过身体力行的行动，不断制造社会热点：2010年3月，“云南汉服”向干旱地区大量捐水，2010年五一期间，“浙江汉服群体”集体游览上海世博会；2012年9月28日，天津市第二届国学文化节开幕式暨祭孔典礼在文庙举行，仪式首次采用“汉服祭孔”……2016年1月6日，兰州上演汉文化生活情景剧，1月8日，扬州最大汉服现身。

    在民族主义背后，“汉服”有着强大的经济诉求，“汉服”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包括文化、婚庆、会展、饰品，乃至地方文化活动，许多“汉服”品牌兴起，由此带动了配套产业的发展，诸如面料、刺绣、印染、配饰、化妆，这些源源不断的产业兴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汉服婚礼

    据中新网2014年5月2日报道，在重庆，举行“汉服”婚礼，司仪价格约2500元人民币，而拍摄一套“古典写意汉服婚照”，价格是6999元。“汉服”已经摆脱了爱好者的“爱好”，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诉求，背后参杂着复杂的经济利益。

    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打着“传统”的旗号，正如重庆的那位摄影师所言：“穿上精织细绣的汉服，配上庄重大气的妆容，我们会帮女人找到正宫娘娘的范儿，让她们过一把传统瘾。”“传统”不过是眼下的一种时尚，这与真正的“传统”有多少关系，令人怀疑。

    结语：

    “汉服”爱好者推崇的“汉服”，是经过重新构建的产物，并非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汉族服装。实际上，任何民族的服装都经历了演变的过程，整体上趋于方便日常生活，汉民族服装一样不能脱离这个过程，爱好者们推崇的“汉服”，更多的只是上流社会曾经的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