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文化产生哪些影响？

　　早期人类，势单力薄，在天地之间，如黄鼬出洞一样惊慌失措。后来，人类会使用火，变得比其他动物都强大，又开始刀耕火种，勉强能够应付饥寒交迫。不过人力还是渺小，一直敬天畏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起着至关作用和影响的。

　　地理是历史之母。这一句话，用来形容地理环境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极妥当。地理包括两方面：一为天，二为地。天是气候，地为山川河岳。地理不仅是历史之母，还是文化、哲学、宗教等很多东西的母亲，因为地理是先天的，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是后天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提到：社会不是异类成分偶然凑合而成的，也不是人为的构筑，而是自然长成的；它从“气候、宗教、法律、政府政策、惯例、风俗”获得确定的特性，并且这些影响力的结合产生一个普遍的精神。

　　中国文化产生于中原，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华夏部落先在黄河流域，后来慢慢扩展到长江流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受季风性影响的温暖湿润地区，适合农作物生长，也适合人类安居乐业。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文化总体上的温和性、非进攻性、模糊性、静态而智慧的特点，还决定了这种文化的非极端性。

　　与农耕文明相对应的，是渔猎文明。渔猎文明包括两种：一类是游牧文明，即游动的草原部落；二是依托海洋，以捕鱼为生的人群。农耕文明和渔猎文明有很多不同，最大的反差，是在对脚下土地和远方陌生土地的认知：农耕文明有故土的概念，对生长的土地富有感情，守土重迁，春种秋收精耕细作。马背上的人们，很少有故土的概念，四处为家，随季节寻找水草丰美的地方；海洋文明也是这样，每天的任务就是扬帆启锚，随波逐流寻找港湾。

　　农耕文化对四时和天象很敏感：春耕秋收，往往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必须“奉天承运”，对天时地利极其依赖。时令的观念根深蒂固，在耕作和生活中，都有严格的要求，农业“二十四节气”即为代表。农耕文明很早就学会观察天象，一直尝试揣度“天意”来决定人事，最大的事是社稷，祭天祭地祭鬼神。为什么？对天地鬼神存有敬畏之心。天地养育人类，土地长出庄稼，树木结出果实……这种奇妙之事，古人是想不通的，觉得肯定有一些守护神，保佑着人们，所以要祭祀天地神灵，感恩戴德。

　　农耕生活极其耗费精力：要求有足够的水与良好的土壤；要求灌溉、施肥、莳草；要求精良的农具：犁铧、耘耙，不同形式的锄、镰、刀；要求套种、除草、深耕、细耘；要求优良品种和谷物的种类……总而言之，农耕生活有做不完的事情，一旦耕种，人与土地的关系，便变得难舍难分了。农耕文化有“熟地”意识，守土重迁，家乡观念较重。人不能随便抛弃土地和神灵，是为了神灵不能随便抛弃人类。

　　与渔猎文化相比，农耕文明热爱和平，攻击性不强，行为受到约束，创新能力也不强；相对被动、呆板和保守。种庄稼的人，只要把种子埋下，注意施肥莳草，老天爷不添乱的话，到了秋天，就有收成。农业生产方式千年不变：每年做的事是一样，每辈子做的事也是一样的……这种雷同、重复、呆板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的习性是耐烦的、沉稳的、保守的。不过也不要认为农民很老实，农民也有狡黠之处：精明、贪婪、自私，会占小便宜。不过总体上来说，农民的性格是防守性的，不像牧民和渔民那样具有进攻性。

　　渔猎民族属采集文化，对生存本领要求很高，很多时候吃了上顿没顿，得不断去找食。渔猎民族打鱼捕猎，猎物没有主权，谁打着算谁的。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采集文化的特质，比如进攻性、竞争性、蛮横性等。渔猎民族习惯于危险的环境，勇敢而剽悍，长于砍杀，在他们看来，为生存而发动的战争，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和捕鱼而已。一旦森林或草原的猎物被捕杀殆尽，或者近海的鱼群减少，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启程进入其他草原或海域，进行抢劫和掠夺，根本没有道德和道义上的约束。这也是历史上农耕民族屡遭游牧民族侵犯的原因。

　　不要以为渔猎民族只会烧杀抢掠，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还是最早的商人。渔猎民族的人经常走动，流动性强，见多识广，很容易培养成商品交换的观念和行为。欧亚大陆最早的商人，不是希腊罗马人，也不是秦朝汉朝人，而是活跃在草原和大漠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活动在西欧和东亚两个农耕文明之间，将两者相联，不断地迁徙、贸易和掠夺。一个游牧部落是一支商队，既残酷地杀戮、劫掠，也和平地迁徙、贸易。对于渔猎民族来说，掠夺和生意，是一样的正当营生。

　　也不能认为农耕文明一定是和平的、内向的。农耕文明建立的帝国，同样具有扩张性和保守性，一方面通过武力与教化拼命地扩大自己的疆土，一方面锁住自己的边境，不让敌人进犯。帝国强大的时候，可以凭借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将剽悍的游牧民族赶到大漠的深处；虚弱的时候，便像秦帝国一样修筑长城，或像罗马帝国一样修筑莱茵防线，努力拒敌于门外。

　　中国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西部横亘着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夹杂着茫茫沙漠。西部山势连绵，使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沟通相当艰难，虽然自古以来有“天山北道”和“天山南道”两条丝绸之路，不过东汉以后西部沙漠化加剧，生活和行走越来越不容易。为了谋利，东西方商人，以及求经的僧人不得不来往于这条道路，不过在此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西部的地形割裂了大规模的往来，东边呢，海岸线虽然很长，却缺少像地中海、波斯湾、波罗的海等便于航行的内海。自古以来，中国虽然拥有大海，不过一般居民只敢在近海晒盐或捕鱼，根本不敢往深海去，认为大地是方的，生怕到达边缘，一不留神落入由神仙、妖魔主管的神怪世界。

　　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地缘政治、地缘文化的基本对立，是南方和北方，是汉族和胡族，是华夏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对抗。这一点跟欧洲不一样，欧洲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们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基本对立，是西方和东方，是希腊与波斯，是罗马与安息，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华夏民族的“山海经”是内向的，是温和的，是非远征的，是窝里斗的。北方游牧民族像冷空气一样不断南下，农耕民族抵御进攻一直非常吃力。汉族被压制，不断地与北方民族融合，又不断地向南迁徙。迁徙的方向，不是由北向南，而是向着东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带慢慢挪。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带富庶，且有长江天垫作为抵抗。历史上再雄才大略的中国皇帝，比如秦始皇、汉武帝等，对北方尤其是漠北，一直力不从心，也很少对中亚、西亚的土地产生过好奇。他们的疆土够大的了，以当时的交通工具马车来说，根本就跑不过来。汉武帝为了获得最喜爱的汗血宝马，曾经发起距离较远的征讨，可拿到马就回来了。汉武帝还是觉得大汉好，土地肥沃，地大物博；西部地区有什么好呢，到处都是沙漠，气候也干燥，种不了庄稼。种不了庄稼的地方，农耕民族的皇帝是不感兴趣的。

　　唐代，有一次波斯国王遭遇政治危机向唐王朝求援。唐朝皇帝根本不想冒风险，派大军穿越葱岭去支持一个陌生国家？还是算了吧。不支持怎么回答？——还是你来吧！答应在长安设立“波斯都督府”，让波斯王室来“政治避难”。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典型的中国式智慧。运筹帷幄，决胜千年，以不变应万变，化被动为主动。

　　郑和下西洋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郑和远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几十年，不过走的路线，并不是新路，而是老路：沿东南南下，穿过南中国海，再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这一条水道，大食商人早就跑熟了，已把它叫作“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历史学家有不少争论，存一点共识：郑和下西洋，还真不是为了土地。的确是这样，从皇帝到郑和，包括航队里的成员，都没想到开疆破土。这结论说奇怪也不奇怪，因为家大业大的明朝皇帝根本不稀罕这些远方的岛屿，占领和管理，一是太麻烦，二是成本高，没有必要去拥有它。这跟后来大航海运动中的葡萄牙、西班牙不一样。哥伦布等人的出行，就是狩猎，就是掠夺，就是占领。这就是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之间的差异。

　　重土守迁、被动保守的做派，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性格，变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不是不想侵略，而是身处的地方太好了，懒得去侵略了。秦筑长城可以说得过去，那时候交通工具只有车马，打仗只有简单的云梯，筑一道高高的城墙，就可以把北方的敌人拦在墙外。可是到了明朝，火药早用于战争，大炮都发明了，还去筑长城，真是劳民伤财的蠢事！明末年清军出入长城如无人之境，真正沿长城进行武力对峙的例子很少。筑长城为了什么？还是一种习惯，是一种固化思维。皇帝就像一个土财主，喜欢把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圈在土围子里，觉得安全而惬意。可是能守住吗？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开始互联，各个地区的势力，开始彼此窥视。这时候还想以土围子给自己带来安全，无疑缘木求鱼。

　　人类历史上浪费最大的工程是什么？无疑是明朝的长城。

　　中国文化里，“围栏习性”根深蒂固。它的核心，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躲在里面，窥视着外面的动态。旧石器时，山洞里的猿人是这样做的；新石器时，部落的首领是这样做的；朝代建立时，皇帝也是这样做的……上万年农耕文化的防备之心，造就了农耕民族的胆小和怯懦——长城思维是这样，城墙思维是这样，庄园思维同样是这样。它们的特点，就是修一个大大的土围子，把自己圈在里面，踏实心安。我不想要你的，你也别想要我的。现在明里的长城和围墙少了，可潜在的，无形的长城和围墙还在。

　　农耕民族像什么呢？像旧式老宅屋顶上的神兽，在黑暗中半闭半睁着双眸：心系围墙，静静蹲伏，夜观天象，一帘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