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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不仅肯定白话小说的价值，而且探讨了文体理论
明代叶盛《水东日记》 资料图片
编者按
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都与学术史相关。1928年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出版，确立了以白话小说为明代文学主导文体的叙述格局，近年来，随着明代诗文研究的兴盛和《剑桥中国文学史》等著作的出版，白话文学的主导地位有所动摇。刘勇强教授针对这一新的学术生态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殷光熹教授笔下的刘文典，曾师从刘师培、章太炎等，刘为民教授笔下的胡先骕则是20世纪20年代学衡派的健将之一，他们在文化理念、学术理念上均与胡适等新文化人大为不同。对于刘文典、胡先骕的了解，有助于深化20世纪的学术、文化研究。（陈文新）
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思想、近代文学观念转变、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文学史编撰等多重影响，白话小说于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明清小说”与“唐诗”“宋词”“元曲”等一样，成为世人心目中代表不同时代的主导文体。明代是白话小说发展成熟的时代，“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是白话小说”也自然坐实为人们对明代文学的一种基本认识。如新近译为中文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肯定晚明时期诗歌重要性的同时，就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可以被简化为小说、戏曲史，这一事实反映了诗歌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第107页）。但是，随着近年来明代文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诗文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连过去几乎没有研究的明词，也相继出现了《明词史》《明代词学通论》《明代词学编年史》《明代词史》《明代词学批评史》等专著。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上述认识也开始在反思中动摇。
客观地说，过分强调“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是白话小说”可能会纠结于文体的不当比较，毕竟诗文、小说、戏曲等各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创作与接受群体，不应强分主次，妄言高下。但是，如果我们把所谓“主导文体”当作一种文学史观念与书写体例，用以揭示白话小说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以为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与必要性的。兹略陈管见数条如下。
一、传统诗文发展至明代，早已全面成熟，在文体内部，诗文已缺少彻底更新的机制，因此，明代中叶才会出现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类的主张，不管这种复古的主张是否包含有革新的意图，其以古典为范本的理念，终究与时代风貌有所隔膜，这也是明代中后期许多开明文人批评这种复古倾向的原因。不错，明代诗文确实也有所发展，也出现了高启、宋濂、归有光、袁宏道等重要作家，在散文领域也出现了小品文、诗歌领域出现了民歌这样的亮点，但其亮度总体上不足与小说、戏曲的耀眼光芒抗衡。相比之下，白话小说在明代却展现了一种逐步发展、渐入佳境的过程。明代前期，白话小说数量虽有限，但鉴于同时诗文也并无太多传世佳作的事实，《三国演义》（此虽非纯用白话写成，但其通俗性质与白话小说相关）、《水浒传》为此后白话小说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有一些如《西游记平话》《六十家小说》这样未完整保存下来的作品，也提示我们对明前中期的白话小说不可小觑。而明中后期，白话小说更是迎来了全面的丰收，涌现了《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只在叙事方面，甚至在情感表达方面，都达到了古代文学的一个新高度，正如孙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中所说的“吾国小说至明代而臻于极盛之域”。
二、明代以后，特别是明中后期，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而传统诗文在题材内容与功能上基本上延续着传统的抒情言志、交游酬唱等，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方面，明显缺乏适应能力。归有光自称：“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增叹耳！”（《与王子敬书》）这一感叹很有代表性。其实，题材的局限性不在于所谓“奇功伟烈”的缺失，而在于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时代潮流的汹涌激荡，即使有所察觉，也难以超越固有的思维模式，比如商业发展下社会风气的变化，站在道德立场进行批判的较多，客观审视、深入表现的极少。因此，最能代表诗文精神追求的口号不过是“独抒性灵”，这一口号当然有进步意义，但它无法唤起诗文作家更宽广的人文关怀与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关键在于，所谓“性灵”就像袁枚所说的，“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是古人早已抒写得淋漓尽致的自我情怀。
而白话小说从本质上说，是适应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需求产生的，它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传统诗文所没有或不屑表现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庶民阶层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成为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动态写照。即使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题材，也往往能赋予人物形象以富有时代感的气质。因此，从通过文学作品把握社会人生这一文学基本功能的角度看，白话小说也有理由受到文学史更多的关注。
三、白话小说在文学史上值得予以更多的关注，也因为它在文体上表现了更大的开放性、兼容性，可以从总体上代表文学发展的成熟。我们知道，小说在文体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所谓“文备众体”。明代白话小说中，也是诗、词、曲、赋、尺牍、奏章等各种文体无所不包，它们构成了小说文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白话小说中的这些文体有时可以与它们的发展保持同步，如《警世通言》中的《唐解元一笑姻缘》就纳入了唐寅等明人的诗；有时又可能具有某种实验性，如《西游记》中的诗歌，句式活泼，节奏明快，甚至突破了古代诗歌的形式。虽然我们不必抬高白话小说中其他文体的艺术水平，但如果说它们多少可以折射出各体文学的面貌，也不为过。
白话小说在文体上的开放性、兼容性不只是“文备众体”，还在于它与其他文体的关系。一方面，传统的史传文学和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有亲缘关系，白话小说往往以史传和文言小说为本事，并与它们形成某种互文。另一方面，白话小说又对戏曲、说唱文学的题材与叙事范式有所影响。因此，白话小说实际处于各体文学的一个交汇点，通过白话小说，可以辐射各体文学，这是我们突出白话小说在文学史上主导地位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白话小说在文学史上值得予以更多的关注还因为白话小说在明代开始就得到了文人的认可与肯定，李开先、李贽、袁宏道、胡应麟、谢肇淛、汪道昆等一大批文人成为白话小说的提倡者、实践者。李开先《词谑》中记载：“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袁宏道还现身说法：“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先生说水浒传》）这些文人都将《水浒传》与《史记》等经典相提并论。在《金瓶梅》的最初读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批当时著名的文人，其中李开先、谢肇淛、袁宏道、汪道昆、徐如翰（《云合奇踪》序者）等，都是进士，这些有功名的文人官员的加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小说地位的变化。
明代文人不只是一般性地肯定白话小说的价值，他们还对白话小说这一文体第一次进行了具有理论意义的探讨，使得白话小说的文体自觉性获得了新的认识，为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观念上和理论上的铺垫。事实上，白话小说还吸引了冯梦龙、凌?鞒醯纫慌胁呕奈娜送渡砥浼洌佣谋淞税谆靶∷导虻サ拿窦浼恳帐粜浴�
值得一提的是，对白话小说给予充分肯定的文人在诗文方面也卓有成就，代表了诗文的革新力量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对白话小说给予前所未有的推崇，虽然他们的观点不一定代表正统文人的主流观点，但至少可以说明白话小说在当时文人心目中已经开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了。如果我们在文学史的书写中给予这些人以突出的位置，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他们所提倡的白话小说？
五、白话小说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有了极大的拓展，影响力的深度与广度都持续提高，正在对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全覆盖。叶盛《水东日记》卷廿一《小说戏文》屡见称引，其中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在明代白话小说的序跋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小说广泛流传、对社会大众产生深刻影响的说法。相对而言，传统诗文主要还是在文人群体中小众化自产自销，与白话小说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接受当中，那么，文学史本质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接受史，在这一意义上，在文学史上对白话小说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样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刘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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